《我的生活》 第77章 蜀道难(3)

从剑阁出发，好多绅士，替我送行。这一路，每经一县，县官或本地士绅，都要客气地应酬我。有时送一桌酒席，有时送些礼品。我都诚恳地一一璧还，概不收受。有的人明白我的意思，是不忍骚扰地方；有的人却以为我是嫌他的东西不好。做事真不容易。若是一方面喜欢应酬，一方面也乐于接受，反倒好了；若是一方面要应酬，一方面则觉得不应该如此，拒而不纳，就不免受人责怪，以为不近人情。我是觉得这是官场恶习，若不及时革除，一任其积非成是的沿袭下去，国家到何时才能走上轨道?这虽是小事，但谈改革，正要从小事上着手的。因此我宁愿被人家见怪，也不肯对人家随和。 在这里，有一位朋友王弼臣先生买了一部书赠给我。书名《十三峰书屋》。作者姓李，原是曾文正公的幕府人物，曾为湖南臬台。他是本地人，因其家宅附近有十三峰，故以名书。书中文章诗歌以及信札奏稿各件都有，内容很丰富。尤其是关于洪杨革命的记述，极有作为史家参考资料的价值。后来我又另外买了几部，留存起来，可惜现在都已散失了。这里过去，一路数百里，都是四五个人合抱不过来的大柏树。百姓传说，这些树都是张飞栽种的。其实并不是，原是一位李姓县官栽的，有些地方的人民，对这县官更崇拜之如神明，尊他为玉皇爷的外甥(名字叫李二郎)。那些柏树，每棵都有号码，地方上并且组织了一个保管委员会，专负保护之责。 到了梓潼，益发看出四川的富庶，任何乡村城镇，都显然比北方的殷实多多。有好些村镇，比北方的县城还要发达。这里有一座文昌帝君庙，住持的老道，印有一种所谓《文昌帝君劝世文》，赠送游客，以散播其愚弄人民的毒素。庙旁有一个洞，据说深有四十里，文昌帝君常常骑着驴子从这儿进出。全是那老道编出来的谎话。从梓潼到绵阳，得渡过涪江。涪江右岸，全是石灰打成。沿着江岸，每隔一段路，置一头铁牛。我不懂铁牛有什么用，问当地老百姓，方知这叫做“镇江牛”，和供龙王一样，是为防水患的。这都是因为民智不开，科学不昌明，人民在无可奈何中的一种自欺自慰的办法。若能根据科学，大治水利，他们哪会做这种可笑的勾当呢?绵阳的光景也和梓潼差不多，到处熙熙攘攘，一片热闹气象。我们的队伍到了这里，已算达到了目的地，当另拨了一营人开驻罗江。 罗江附近有个落凤坡，形势奇险。三国上的记载，当年庞统取西川，就在这儿中伏，送了性命。我特去前后左右细看了一回，觉得在这里埋伏，实在再适宜也没有。我深感伏兵效用的伟大。我们学外国战术，关于伏兵的战术总是说的很简略，只将“诱伏”、“待伏”两种稍加叙述，既没有详细的论说，也不举实际的例证。其实自古及今，兵家以伏兵制胜者有多少!只要运用得当，没有不奏奇功的。自己常有意思将中外历史上以伏兵制胜的战绩，一一辑录出来，集成小册，公诸世人。但因生活忙迫，一直没有着手，最近才抽暇及此，大约即可出版问世了。 我到绵县的时候，陈将军已经到了成都。这时来一电报，命令不许向商会要床要椅，免使地方不安。我看了这电报，简直莫名其妙。这话对我说，哪里安得上去呢?我回电说，我们军队不但没有向商会要东西，就是一根草也没有白用民家的。原来陈将军到川，就暗派了许多侦探密察，四出调查。那些探子多半是些不学无术，无行无品的家伙，每到没有事情可报，就乱造许多谣言，诬陷别人，搪塞差事。侦探的设置，原是不可少的，但弊病很多，不可不小心。最要紧的是要与他们以政治教育，让他们知道自己是为主义服役，为国家为人民做警卫，绝不是替任何个人做鹰犬。自己所担负的是重大而光明的职责，绝不是用一些鬼蜮伎俩去陷害别人。如此，为他们打下根基巩固的正确政治观念，方可胜任称职。否则，若是滥用人员，鹰犬蓄之，那受害的岂止无辜的好人而已?我们队伍到此，饷项发生了问题。我们原是由陕西领饷，现已入川，陕西方面，不答应再发，而四川当局则认为军队刚刚开到，不应马上就向这边领饷。两方面都推脱得干干净净，使我无法维持。后来费了许多交涉，陕西方面才答应仍由他关饷。但长安到绵阳，迢迢千里，这里派了人去押运，全用骡驮子，走的是小路，一路大风大雪，时刻提心吊胆地防护警卫着，多么困难?多么危险?若是就近由四川发给，极为方便，绝无这些麻烦。这都是政治不统一的弊病，言之可恨。但我的难题，总算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