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下)》 第72章

又曰： 近人有诋汉学而以程朱为言者，试问为程朱之学，能不读程朱之书而考证之乎？原注：“尝见士人有不知程、朱朝代事迹者。”务科举而 荒陋，因懒惰而空疏，而以程朱借口，程朱岂荒陋空疏者？试问其曾读程朱之书否，则无可置喙矣。然人多好懒惰而安于空疏，将来此等议论盛行，读书种子绝矣。大可忧也！ 又曰： 世之不学者，或以务科第，或以乏书籍，而欲入于作者之林，则诋考据而言程朱。如段懋堂、程易畴、阮文达，则可以诋汉学矣。 又曰： 凡风气必有所因而转之，若今忽然举程朱道学以教人，则必无应之者。且讲道学而不读经，则亦非程朱之学也。专经而明理敦行，此汉以 来学术之中道，人可共由之者矣。读书记用意，实欲因当时共尚之经学，转移当时共尚之风气，所由与章实膏、方植之诸人不同也。又按：此两条意近沈子敦。 又曰： 汉儒之书，有微言大义，而世人不知也。唐疏亦颇有之，世人更不知也。真所谓微言绝，大义乖矣。宋儒所说，皆近于微言大义，而又或 无所考据，但自谓不传之学。夫得不传，即无考据耳，无师承耳。国初儒者，救明儒之病；中叶以来，拾汉儒之遗，于微言大义未有明之者也。故予作学思录，求微言大义于汉儒、宋儒，必有考据，庶几可示后世耳。原注：“汉儒得传，宋儒得不传，皆未可尽信。”此东塾所主汉、 宋兼采以求微言大义之说也。余观东塾立说，其力主大义，以及挽救风气之说，颇似章实斋；其论汉学流弊，颇似方植之：然此乃明照所及， 不期而同，非有所蹈袭。实斋导源浙东；植之本于桐城；而东塾之学，渊源似在学海堂。东塾论学渊源象州陈献甫小谷避乱至粤，与东塾交 好。其补学轩文集，议论与东塾相通者甚多，东塾为序盛推之。小谷卒，东塾为之传，独举其经世之见，拟之东汉王符、仲长统；而东塾着书 颇不涉经世，此则其异。要之一时风尚之变可征也。 其浸沉于汉学者深且久，乃有以灼知其弊而谋为转变。故其论学尊阮元，阮元建学海堂在甲申，时东塾年十五。十七应学海堂季课。二十 五总督卢坤选高才生肄弃学海堂曰专课生，而东塾为举首。三十一岁举为学海堂学长，自是遂为学长十数年。<以上均见学海堂志>三十二岁赴 会试，过扬州谒阮元。<自记>三十五岁又以赴会试，谒阮元于扬州。四十岁复北上，阮元已卒。曰： 阮文达公诗书古训，后之讲经学者，当以为圭臬。此真古之经学，非如宋以后之空谈，亦非如今日所谓汉学之无用也。我辈宜崇尚之。读 书记小学卷极尊阮元，已见上引是则东塾讲学，所谓汉、宋兼采以求微言大义者，其实仍是经学盛时惠、戴所称古训明而后义理明之见解。东塾之意，不过欲挽汉学 末流弊病，勿使放滥益远，成所谓零碎纤屑、无关要紧之经学，此亦东塾语而惟以发明古训大义为经学考释之范围耳。故曰： 余为学思录，凡无当大义者皆删。 此一语可见东塾讲学宗旨。而所以求大义者，则东塾之意，似仍不出于古训。本此而有教人细读注疏之说，东塾集卷四与王峻之书：“于 切要处用心力，于不用心力处惜精神。愈繁难，愈从容为之。耐繁难者养性之功，求易简者心得之学。见解贵高贵通，功夫贵平贵钝。”此即由细心求大义之教也。曰： 由汉、唐注疏以明义理而有益有用，原注：“繁醵之文，无益无用者，置之。”由宋儒义理归于读书而有本有原，原注：“师心之说，无 本无原者，弃之。”此学思录大恉也。读书记论语卷即主以读书解学。 又曰： 宋儒经说，正当择而取之，以为汉注、唐疏之笺，岂可分门户而一概弃之乎？读书记朱子卷有朱子自读注疏，教人读注疏，而深讥不读注 疏者。昔时讲学者多不读注疏，近时读注疏乃反訾朱子，皆未知朱子之学一条，已见上引。 则东塾所谓汉、宋兼采者，似以宋儒言义理，而当时经学家则专务训诂考据而忽忘义理，故兼采宋儒以为药。至于发明义理之道，大要在 读注疏，而特以宋儒之说下侪于汉注唐疏之笺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