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下)》 第74章

其言则在注疏，其意则在心术，此又东塾论学之微旨也。若其人本不 治经，则东塾亦不以读一经注疏为说。其文集有与周孟贻书云： 前者在学海堂，足下问读书法……因劝足下专治一经。……归而思之……足下才高志博，专经非性所近也。……凡为学者当于古人中择师 ，仆为足下择之，其昌黎乎？……仆劝足下先取昌黎集熟读之，又取尚书、春秋、左氏、易、诗、庄、骚、太史、子云、相如十书熟读之，然 后披览百家，提要钩玄，一一如昌黎之所为，而尤以孟、荀为宗，而又取荀之醇，去荀之疵，凡昌黎之学，一一奉以为法。积之以十年、二十 年，吾不知其所成如何，虽与李习之、皇甫持正如骖之靳不难也。仆尝叹天下之言文者，谁不称昌黎……昌黎诚不易学，而亦实无学昌黎者。 此等议论极通明，其主因才成学之意颇似章实斋、焦里堂。东塾早年为学从诗文入，与朴学家专治经籍、小学者意识自不同。 言文之士莫不称昌黎，而实无学昌黎者，其病正犹言经学者之不读经、不读注疏也。东塾论学，既主于古人中择师，故亦重视师法。其言曰： 师法必宜守而不失。盖学问文章议论能为人师者，其成之甚不易。天下虽大，而其人不多遘，其遇之也又不易，其弟子安可不谨守其法耶？ 东塾本论语而言四科，使学者各就其性之所以专攻乎其一，又言博学知服，欲学者博学而知服乎古人之善，此又极言师法不可废，欲学昌黎者，必效昌黎之所学。凡此云云，皆深砭乎当时之懒且躁，不肯读一部书，而务于碎义以求胜古人者，而特举读注疏以示例。今善推东塾之 意，特谓未有不肯细心读一部书，专摘小节以难前人，而可以谓之学。则真学者自必细心读书，求其大体，而其本在乎服善，在乎虚心向学， 而无先以求胜乎前人之心。如是而心术正，学风变，而人才自此出，世运自此转。东塾论学真意此东塾提倡新学风之微旨也。东塾以此深推 郑君与朱子，不仅以郑、朱弭汉、宋之门户也。以两人之学，皆深细博大，足以药当时之病。否则以懒且躁之心习，而骤开之以微言大义之说 ，彼且舍其繁碎，逃入空疏，则为陆王矣。东塾盖深防之，故不徒不言陆王，亦不喜言二程，凡皆恐懒且躁者之得所藉而逃也。其言郑学，则 兼宗主与不同；言朱学，则兼考证与义理，其详已见上引此等处皆见东塾论学之斟酌尽善，博通而无偏碍也。东塾又自言其为学曰： 时习论语、孝经、孟子，粗览诸经注疏、宋儒理学、周秦诸子，略涉礼乐、律数、训诂、音韵、天文、地理、文章、诗词。余之学如此耳。 反约与时习何以曰时习论语、孝经、孟子，此东塾反约穷源之说也。东塾谓： 书以甲部为主，疏解繁多，约之以郑君、朱子。经文浩博，约之以孝经、论语。约而又约，则学而一篇而已。 约之于孝经、论语者，即采取郑君、朱子之意见也。何以于粗览诸经注疏之外，复旁及诸子、理学以至天文、地理、训诂、音韵、文章、 诗词之繁博，此东塾博学知服之说也。其博学之精神，亦有似于郑君、朱子遗稿有学思录要指一则，可以见其为学之涯略。今复摘录如次： 学思录大指：／劝经生读一部注疏。见上引救惠氏学之弊。见读书记卷四、五救高邮王氏学之弊。见上引辟王阳明之谲。分别士大夫之学 、老博士之学。见上引辨语录不由佛氏。参读文集卷四复戴子高书明朱子之为汉学。见读书记卷十五于晋人尊陶公，明其非诗人，非隐逸。辟 老氏流为申、韩、李斯。见读书记卷十二明法家之弊。同上发明狂狷之说。见读书记卷三发明性善。见读书记卷三发明论语学而章。见读书记 卷二发明学记。见读书记卷九发明四科之说。见读书记卷二拈出以浅持博。参读文集卷四复王倬甫书。又与王峻之有云：“浅非浅尝之谓，即 约之谓，约而易知之谓也。”尊胡安定。见读书记卷二尊江慎修。指出欧阳之病。参读文集卷四跋欧阳文忠公集发明昌黎之学。参读文集卷四 与周孟贻书昌言科举八股之害。参读文集卷二科场议三篇明训诂之功。见读书记卷十一分别内传、外传之不同。见读书记卷六指汉易之病，拈 出费氏家法。见读书记卷四标出礼意之说。见读书记卷八标出诗谱大指。见读书记卷六辨周礼之谆。见读书记卷七。按：谆字似误发明礼记之 体裁。见读书记卷九标举孝经为总会根源。见读书记卷一标出中庸博学五事为中庸之妥此字似误要。辨格物。见读书记卷九辨明德。同上引申 格物补传。同上。卷十五感时事。辨别先师名臣之不同。拈出陆清献书自书，我自我之语。考周末儒者。见读书记卷十二说自己着书之意。明 郑学维持魏晋南北朝世道。见读书记卷十三引申阮文达春秋学术之说。见读书记卷十辨戴东原孟子字义疏证。见读书记卷二论语言理欲一条明 辑古书之功与其误处。明读书提要钩玄之法。／以上三、四十条乃其荦荦大者。 上之所列，其十之八、九胥见于读书记，其为学之精神细广大，博通而无偏碍，盖诚深有得于郑君、朱子之风者。东塾尝自言： 四十岁以前，不知读书；十年来稍知之，而精力已衰……此时只开得基址颇大而不能起屋，垦得田地颇宽而不能种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