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下)》 第85章

此言伪经考所用考证方法之不可恃也。又曰： 左氏不传经非即为伪书汉儒龂龂争辨者，但谓左氏不传经，非谓其书之伪也。左氏与国语，一记言，一记事，义例不同，其事又多复见， 若改国语为之，则左传中细碎之事将何所附丽？按：太史公十二诸侯年表即多据左氏，若左氏系国语改为，则必谓国语本系编年，可乎？且国 语见釆于史公，非人间绝不经见之书，歆如离合其文以求胜，适启诸儒之争，授人口实，愚者不为……史记多采左传，不容不见其书，或史公 称左传为国语则有之，谓歆改国语为左传，殆不然也。仪礼、左传、国语、战国策，皆后人标题，故无定名，诸子书亦多如是；犹史记非史迁 本名，即称太史公书者亦杨恽所题，史迁当时初不立名也。 左氏书之晚出，自不待辨。但张禹以言左氏为萧望之所荐，其事实不能伪造。尹更始、翟方进、贾护、陈钦之传授，鲁国桓公、赵国贯公 、胶东庸生之讲习，耳目相接，不能凿空。歆是时虽贵幸，名位未盛，安能使朝野靡然从风，羣诵习其私书耶？按：余有刘向歆父子年谱，即 专从汉书事实驳康说，推极康论，非谓汉书亦刘歆伪造不可。公羊之学，盛行西汉，班史所载臣工诸条奏，本春秋褒贬灾异以立说者甚多，初 未及素王制作之事。惟梅福传福据此以求立孔子世为殷后，成帝推迹古文，以左氏、谷梁、世本、礼记相明，遂立孔子后为殷绍嘉公。当时据 以立二王后者，乃用古文及左氏、谷梁，并非据公羊。刘申受欲明三统之义，而反黜左氏，亦傎甚矣！ 此言左氏春秋未必为歆伪，不可深斥也。按：余有周官着作时代考，证周官出六国，非歆伪书。 春秋改制说之无稽以春秋为汉兴而作，此尤纬说之无理者。盖自……秦人焚书……儒术久遏不行。武帝罢黜百家，诸儒亟欲兴其学，窜附 纬说，以冀歆动时君，犹左传之增其处者为刘氏也。此在立学之初，诸儒具有苦心……俗语不实，流为丹青。光武好言图谶，东汉诸儒从风而 靡，何邵公遂以春秋演孔图之说解获麟，可云寡识。 陆贾新语术事篇：“春秋上不及五帝，下不及三王，述齐桓、晋文之小善。鲁之十二公，至今之为政，足以知成败之效，何必于三王？此 可见秦、汉之际言春秋者，尚无改制谬说。汉儒泥于阴阳，推迹五运，乃始以是羼入公羊耳。新语或以为伪作，实非也，严铁桥漫稿已详辨之。 此推证春秋公羊改制说之所由来也。 公羊改制包括不得六经大义且亦惟公羊为然，于二传何与？于诗、书、礼、易、论语又何与？乃欲割裂经文以就己意，举六经微言大义尽 以归诸公羊，然则圣门传经，独一公羊耳，安用商瞿、子夏诸贤之纷纷也？又曰：“圣人但作一经足矣，曷为而有六？六经大义，戴记经解篇 、庄子天下篇皆言之，周人之言经义，初未尝通六经为一……繁露玉杯篇：“诗、书序其志，礼、乐纯其养，易、春秋明其知，六学皆大，而 各有所长。诗道志，故长于质；礼制节，故长于文；乐咏德，故长于风；书着功，故长于事；易本天地，故长于数；春秋正是非，故长于治人。”董生之言如是，曷尝通六经为一乎？今以六经之言，一切归之改制，其巨纲细目散见于六经者，转以为粗迹而略置之。夫日以制作为事， 而不顾天理民彝之大，以涂饰天下耳目者，惟王莽之愚则然耳，曾谓圣人而有是乎？按：谭复生仁学谓改制必先改教，亦见及此矣。后长素不 忍杂志诸论，亦转与朱合，惜悟之不早也。 此言公羊改制，特一家之言，未可推之六经，而徧以为说也。 王制一篇，汉儒后得，为殷为周，本无定论，王制晚出不尽合于公羊康成于其说之难通者，乃归之于殷，今更欲附会春秋改制之义，恐 穿凿在所不免。又曰：“王制乃汉文集博士所作，卢侍中明言之。当孝文时，今学萌芽，老师犹在，博采四代典礼以成是篇，乃王制摭及公羊 ，非公羊本于王制。周尺东田，明是汉人常语，与月令之有太尉，大戴记之有孝昭冠辞略同。太尉与冠辞，犹可云偶赘及之；周尺东田，乃王 制一篇节目，谓亦赘文耶？又曰：“王制首篇即述孟子之言，故郑以为在孟子之后。”论语与公羊亦难合论语二十篇，可附会者惟夏时殷辂 、文王既没数言，然既通三统，则韶乐、郑声，何为而类及之？……近儒为公单学者，前则庄方耕，后则陈卓人。方耕间有未纯，大体已具； 卓人以繁露、白虎通说公羊，乃真公羊家法也。非常可怪之论，至于董子、邵公可以止矣。刘申受于邵公所不敢言者，毅然言之，卮辞日出， 流弊甚大。公羊与论语初不相涉，而作论语述何以沟通之；戴子高复推衍之，谓论语当如是解，然乎否乎？近儒惟陈卓人深明家法，亦不过为 穿凿。若刘申受、宋于庭、龚定庵、戴子高之徒，蔓衍支离，不可究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