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下)》 第37章

且宋学与释氏虽同言理，同言体，其为学精神途辙固非无辨；且佛书亦并非一字 要不得，亦非无一处可与孔、孟相通。陈澧东塾集卷四有复戴子高书，谓：“自唐以后，不独儒者混于佛，佛者亦混于儒，学术未有久而不变 者。且唐以后皆华僧，其未出家时，固尝读儒书矣，而所见所闻皆中国之俗、儒者之教，后虽学佛，不能尽废。大约自唐以后，儒者自疑其学 之粗浅而骛于精微，佛者自知其学之偏驳而依于纯正。譬之西方之人向东行，东方之人向西行，势必相遇于涂。”东塾不守汉、宋门户，故于 儒、释亦得通解，语虽平浅，实非次仲、子高之所与知也。若必以考核为义理，即以用字之同，证其学术之无异，排宋入释，夺儒归礼，如次 仲所云云，乃亦仍有未得为定论者。次仲言好恶，好恶不能无节也：先王制礼以节民之好恶，次仲言之矣，而先王制礼之大原何在乎？次仲亦 谓有仁而后有义，因仁义而生礼矣。宋儒虽不专言好恶，而固常言仁，宋儒亦未可深非也。阳明则明明以好恶言良知矣东原之排宋儒，犹辨理 欲，辨仁智，范围尚大，今次仲惟欲以礼节好恶四字，上接孔、荀传统，尽排余说，所见已狭，实未能超东原而上之也。 次仲论慎独格物次仲又有慎独说，谓： 礼器曰：“礼之以少为贵者，以其内心者也。德产之致也精微，观天下之物，无可称其德者，如此得不以少为贵乎？是故君子慎其独也。 此即学、庸慎独之正义。……然则学、庸之慎独，皆礼之内心精微可知也。按：此语实嫌不辞。礼器谓礼有以少为贵者，因天下之物，无可以 称其内心之精微，故不得不以少为贵。此谓礼之器数、仪节，不足以表达其内心之精微，今反谓是礼之内心精微，内心指在人，岂在礼乎？后 儒置礼器不观，而高言慎独，则与禅家之独坐观空何异？……又曰：按：此指礼器篇君子曰：『无节于内者，观物弗之察矣，欲察物而不由礼 ，弗之得矣』……故曰：礼也者，物之致也。”此即大学格物之正义也。格物亦指礼而言。……然则大学之格物，皆礼之器数、仪节可知也。 次仲论格物后儒置礼器不问，而侈言格物，则与禅家之参悟木石何异？文集卷十六又曰： 考古人所谓慎独者，盖言礼之内心精微，皆若有威仪临乎其侧，虽不见礼，如或见之。今按：此数语更嫌不辞。若谓礼之内心精微在行礼 时，即不得谓虽不见礼，若有威仪也。若谓此内心精微并不在行礼时，又何以说是礼之内心精微乎？非人所不知、己所独知也。按：次仲下引 ：“故曰：『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见乎！诗曰：相在尔室，尚不愧于屋漏。』此皆人所不知、己所独知，与礼无关。当知独坐观 空，与己所独知，亦非一事。……又考古人所谓格物者，盖言礼之器数、仪节，皆各有精义存乎其间，既习于礼，则当知之，非天下之物，莫 不有理也。按：此言似只认礼有精义，不认天地间别有事物之理矣。宋儒训格物为穷理，并非主张参悟木石也。其与大学原意合否可不论，然 大学原意，决不谓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工夫，全在格礼之器数仪节，则断可知。……由此观之，圣人之所谓学，即 指礼而言也明矣，学者尚何疑乎？文集卷十六如次仲此说，圣人学问只有一礼字，然礼何从来？且礼之义，时为贵，苟不知制礼之原，即无以通礼之变。义理之学，尽于考核，次 仲与懋堂仍出一途。良以当时学风，本尚考核，于义理并不精，而必架空为大言以驾宋儒义理之上，适足陷于东原之所谓意见也。 次仲论汉学流弊次仲治经精审，于当时堪推巨擘，然好越训诂考据而言义理，架空为大言，抑扬汉宋，盖承东原之风而益甚。然次仲要不失为一深心人， 于当时汉学流弊，颇能道之。与胡敬仲书癸丑夏阐发尤详尽，其言曰： 都中奉到手书，所云近之学者，多知崇尚汉学，庶几古训复申，空言渐绌，是固然矣。第目前侈谈康成、高言叔重者，皆风气使然，容有 缘之以饰陋，借之以窃名，岂如足下真知而笃好之乎？且宋以前学术屡变，非汉学一语遂可尽其源流。即如今所存之十三经注疏，亦不皆汉学 也。盖尝论之，学术之在天下也，阅数百年而必变。其将变也，必有一二人开其端，而千百人哗然攻之。其既变也，又必有一二人集其成，而 千百人靡然从之。夫哗然而攻之，天下见学术之异，其弊未形也。靡然而从之，天下不见学术之异，其弊始生矣。当其时，亦必有一二人矫其 弊，毅然而持之；及其变之既久，有国家者绳之以法制，诱之以利禄，童稚习其说，耄耋不知非，而天下相与安之；天下安之既久，则又有人 焉思起而变之；此千古学术之大较也。汉兴，立五经博士易施、孟、梁邱、京氏，尚书欧阳、大、小夏侯氏，诗齐、鲁、韩氏，礼大、小戴、 庆氏，春秋公羊严、颜氏、春秋谷梁氏，党庠无异学，授受有专家，西京之盛，蔑以加之。哀帝时，刘歆欲立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文尚 书，诸儒怨恨，众议沸腾，龚胜乞骸，师丹大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