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下)》 第43章

文达在粤十年，立学海堂，刻经解，在嘉庆二十五年庚辰颇招致名士，以宏奖汉学 自任。江郑堂汉学师承记八卷，即刻于粤署。嘉庆二十三年戊寅翌年而植之亦赴粤。后商兑刊行，而郑堂即以是年卒。商兑于郑堂师承记及阮刻经解均致抨击，谓： 江氏作汉学师承记，阮氏集经解，于诸家着述，凡不关小学、不纯用汉儒古训者，概不着录。……徒以门户之私，与宋儒为难。非徒不为 公论，抑岂能求真得是！卷上盖阮刻经解，其意本如郑堂师承记所列经师经义目录之类。芸台为师承记作序，谓尝思国朝诸儒说经之书甚多，以及文集、说部皆有可 采，欲析缕分条，加以翦截，引系于羣经各章句之下，勒成一书，名曰大清经解，其先计划如是。略近经籍籑诂后乃苦其繁重，乃创始为今 刻经解之编辑。郑堂之师承记、芸台之经解，皆汉学极盛期之产品也。而植之其时亦适在粤，乃不禁对此全盛之空气而生反动。其议论所到，实亦颇足为汉学箴砭者。其言曰： 汉学诸人，言言有据，字字有考，只向纸上与古人争训诂形声，传注驳杂，援据群籍证佐数百千条，反之身己心行，推之民人家国，了无 益处……考据只在纸上然则虽实事求是，而乃虚之至者也。卷中之上植之又深斥自训诂求义理之见，谓专据说文以证经义有十五谬。详卷中 之下。姚惜抱文后集卷二跋许氏说文，谓：“许书非一人一时所成，故所引多殊今学者之读；又有本书互异者，又不着为何家之经；则是书诚 兼贯诸家传经之书，而许叔重非能兼贯之人矣。”植之颇承其意。又新城陈用光硕士序薛传均说文答问疏证，引顾亭林论说文之学，谓学者能 取其大而弃其小，择其是而违其非，乃为善学，于钱竹汀曲护许氏处，颇有纠难。文中亦引姚说，此皆当时桐城一派对说文所持之见解也。 说文不足尽恃其于考礼以易理之说，亦极致非难，谓： 理与礼礼者为迹，在外居后。理是礼之所以然，在内居先；凡事凡物之所以然处，皆有理，不尽属礼也。……理斡是非，礼是节文，若不 穷理，何以能隆礼、由礼而识礼之意也？……今欲申其蔑理之旨，举凡事物之理，悉举而纳之三礼注疏，是尚未及率履之礼。李颙、颜元、李 塨等有惩于明儒心学之失，务以躬行矫之，似也……兹汉学者，仅欲以训诂小学名物制度易程朱之统，又下于二曲、习斋辈一等。卷中之上又谓： 汉学诸人，坚称义理存乎训诂、典章、制度，而如考工制度，江氏有考，戴氏有图，阮氏、金氏、程氏、钱氏皆言车制，同时着述，言人 人殊，讫不知谁为定论。他如蔡氏赋役，沈氏禄田，任氏、江氏、盛氏、张氏宫室，黄氏、江氏、任氏、戴氏衣服冕弁，各自专门，亦互相驳 斥，不知谁为真知定见。……窃以此等明之固佳，即未能明，亦无关于身心性命、国计民生学术之大……以荀子法后王之语推之，则冕服、车 制、禄田、赋役等，虽古圣之制，亦尘饭木胔耳。三统之建，忠质之尚，井田礼乐诸大端，三代圣人已不沿袭，又何论后世，而欲追古制乎？卷下凡植之所以驳斥汉学者率具如是。而于朱子尊护尤力，谓理即事而在，即物穷理，即实事求是。卷中之上又谓：“朱子非废训诂名物 不讲，不如汉学诸人所訾谤。朱子自言：『本之注疏以通其训诂，参之释文以正其音读，然后会之诸老先生之说以发其精微』，汉学家删去最 后一层，遂差失离畔而去。”卷下大抵植之此书，议论骏快，稍前如章实斋，稍后如陈兰甫，同时如许周生，皆于当时汉学极盛空气中感不满 ，持论亦往往与植之书相出入，惟皆立言有节，不如植之肆口无忌。以造诣言之，则文史通明不如实斋，经义湛密不如兰甫，识趣深细不如周 生，而惟以纵横排奡见长。然亦颇为并时学者推重。即其首列诸家题辞可见。良以汉学已臻极盛，木老蠹生，水久腐起，亦学术将变应有之象也。 植之书于商兑外，尚有书林扬觯，谓： 两粤制府阮大司马既创建学海堂，落成之明年，乙酉初春，以学者愿着何书策堂中学徒。余慨后世着书太易而多，殆于有孔子所谓不知而 作者，因诵往哲遗言及肊见所及，为十有六论，以谂同志。 其书亦掎摭时病而发，与商兑为姊妹篇也。扬觯末载商兑序略，今不见于商兑；商兑末亦述及扬觯。两书同刊于辛卯，盖亦同时所成。惟 商兑专务纠驳，扬觯则稍有建白。大率其书上不逮章实斋通义，下不及陈兰甫学思录，而风格差近。要其在汉学极盛之时，努力欲创一新趋， 虽识解未深，魄力未宏，而颇有平坦浅易处，可以绳当时汉学病痛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