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下)》 第44章

植之复有待定录，乃随时剳记之稿，未刊行。又仪卫轩文集卷一有辨道论一篇，谓： 考证汉学……以文害辞，以辞害意，弃心而任目，刓\敝精神而无益于世用。……使其人稍有所悟而反乎己，则必翻然厌之矣。翻然厌之， 则必于陆王是归矣。何则？人心之荡而无止，好为异以矜己，迪知于道者寡，则苟以自多……吾为辨乎陆王之异以伺其归，如弋者之张罗于路歧也，会鸟之倦而还者，必入之矣。 其后陈兰甫起于粤，倡为郑、朱同归之学，亦所以防倦返者之归于陆王也。今文学派则转而治春秋，以发明微言大义为标帜，而德清戴望 子高倡为颜、李，凡此皆倦鸟也。惟均不归陆王，植之言卒不验。是盖干、嘉尚实博证之风，尚有其宰制牢笼之力，使后之来者，虽变不能脱 其樊。倦鸟之扬不厉，囿阱之防尚密，此亦道、咸以下学术风气回翔往复，终不能一变故昔之所由也。 又按：当涂夏炯卯生，生乾隆乙卯，卒道光丙午，年五十二有仲子集，桐城姚石甫、武进李申耆、宝山毛生甫俱推之，许其识见为百年 所未有。而姚氏序之，谓其与植之之书若遥相和者也。父銮，官新安，炯与兄炘、弟燮皆年少随侍，犹及闻徽学诸宿如程瑶田、凌廷堪、汪莱 诸人之议论。及銮再宦新安，又得交俞正燮、江有诰，皆徽人所称考据名儒也。然炘、燮皆以理学、史学成名；炯早年亦治训诂考据，继而悟 其非，于汉宋之见力为平反。集中于清儒自顾亭林以下，如毛西河、朱竹垞、阎百诗、臧玉林、惠定宇、戴东原、钱竹汀、卢抱经、江艮庭、 段懋堂、王怀祖父子，以及阮芸台、凌次仲诸家，皆有纠弹，而于乾隆以下臧、惠所倡以小学说经、以训诂明义理之说，排驳尤力。其学于清 主杨园、稼书，于明主敬轩、心吾，循是以上溯紫阳，而辨陆王之非。此道、咸以往治理学者，轨辙大率皆然。而仲子集议论明畅，条贯不紊 ，量其识议所届，犹在唐镜海、倭艮峯诸人上。其弟燮治朱子尤精密，考辨明当，亦胜王白田。近人于景紫一集颇有流传，而仲子书独晦。民 国有铅字排印本其集写定于道光庚子，距商兑行书不越十年，议论亦时有高出商兑之上者，亦考论当时学术思想转变一可注意之书也。 龚定庵 常州庄氏言晚清学术者，苏州、徽州而外，首及常州。常州之学，始于武进庄存与，字方耕，生康熙五十八年，卒乾隆五十三年，年七十其学不显 于当世，而颇为后之学者所称许。阮元序其书，谓其于六经皆能阐抉奥旨，不专为汉宋笺注之学，而独得先圣微言大义于语言文字之外。 又谓其所学与当时讲论或枘凿不相入，故秘不示人。通其学者，门人邵学士晋涵，孔检讨广森及子孙数人而已。见阮元庄方耕宗伯经说序 ，此文刻入味经斋遗书卷首，而阮氏揅经室集未之收。董士锡序其书，谓：“不知者以为乾隆间经学之别流，而知者以为乾隆间经学之正汇也。”又曰：“方乾隆时，学者莫不由说文、尔雅而入，醰深于汉经师之言，而无溷以游杂。其门人为之，莫不以门户自守，深疾宋以后之空言。固其艺精，抑亦术峻，而又乌知世固有不为空言而实学恣肆如是者哉！见董氏易说序。亦刊味经斋遗书卷首魏源之序其书则曰：“韩诗外传 之言曰：『儒者，需也。千举万变，其道不穷，六经是也。无类之言，不形之行，不赘之辞，君子慎之。若夫君臣之义，父子之亲，夫妇之别 ，朋友之序，则日切磋而不舍也。』春秋繁露之言曰：『能说鸟兽之类者，非圣人所说也。圣人所欲说，在于说仁义而理之。不然，传于众辞 ，观于众物，说不急之言而以惑后进者，君子之所甚恶也。』 韩傅、董生，处西汉之初，而其言若是。汉书艺文志曰：『古之学者耕且养，三 年而通一经，存其大体，玩经文而已，是故用日少而畜德多，三十而五经立也。后世经传既已乖离，博学者又不思多闻阙疑之义，而务碎义逃 难，便词巧说，破坏形体，说尧典五字之文至二三万言，后进弥以驰逐，故幼童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安其所习，毁所不见，终以自蔽，此 学者大患也。』徐干中论曰：『凡学者大义为先，物名为后，大义举而物名从之。鄙儒之博学也，务于物名，详于器械，考于诂训，摘其章句 ，而不能通其大义所极。故使学者劳思虑而不知道，费日月而无成功。』夫班、徐二子，生东汉之世，而其言又若是。清之有天下，百余年间 ，以经学名家者数十辈，独先生尝支离釽析，如韩、董、班、徐四子所讥，是以世之为汉学者罕称道之。乌虖，公所为真汉学者庶其在是！见 魏氏武进庄少宗伯遗书序，刊庄书卷首三家之序，出愈后者，推之愈崇，辨之愈畅。庄氏之学犹是也，而世风既变，人心既易，则出主入奴之 见自异焉。然阮氏刻经解，仅收其春秋正辞，其意盖犹取乎其专家，非取乎其大义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