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下)》 第45章

至龚自珍为庄氏神道碑铭，定庵文集卷上举庄氏之不辨 尚书今古文真伪者而亦曲誉婉称之，谓：“学足以开天下，自韬污受不学之名，为有所权缓亟轻重，以求其实之阴济于天下。”夫而后稽古之 业，不如济世，轩轾之间，断然舍此而就彼矣。至于魏氏之论，乃更入室操戈，即以汉儒之说驳汉学，而若惟庄氏为得学术之正统。此皆风气 之变，未必即是非之准。干嘉之盛斥宋明，宋明未必非；道咸之转而不满于干嘉，因以推尊庄氏，庄氏亦未必是。庄氏为学，既不屑屑于考据 ，故不能如干嘉之笃实，又不能效宋明先儒寻求义理于语言文字之表，而徒牵缀古经籍以为说，又往往比附以汉儒之迂怪，故其学乃有苏州惠 氏好诞之风而益肆。汪中与毕沅书，自谓：“为考古之学，实事求是，不尚墨守，以此不合于元和惠氏。”王引之与焦里堂书，亦谓：“惠定 宇先生考古虽勤，而识不高，心不细，见异于今者则从之，大都不论是非。”王念孙拜经曰记序，亦谓：“世之言汉学者，但见其异于今者则 宝贵之，而于古人之传授，文字之变迁，多不暇致辨，或以细而忽之。”惠学流弊，当时已多能言之者。其实则清代汉学考据之旁衍歧趋，不 足为达道。而考据既陷绝境，一时无大智承其弊而导之变，彷徨回惑之际，乃凑而偶泊焉。其始则为公羊，又转而为今文，而常州之学，乃足 以掩胁晚清百年来之风气而震荡摇撼之。卒之学术、治道，同趋澌灭，无救厄运，则由乎其先之非有深心巨眼、宏旨大端以导夫先路，而特任 其自为波激风靡以极乎其所自至故也。方耕有侄曰述祖，字葆琛，生乾隆十五年十二月，卒嘉庆二十一年六月，年六十七所着曰珍执宦丛书 ，颇究明堂阴阳，亦苏州惠学也。葆琛有甥曰刘逢禄申受、宋翔凤于庭，葆琛称之曰：“吾诸甥中，刘申受可以为师，宋于庭可以为友。常州之学，盖至是始显。 又阳湖恽敬，字子居，生乾隆二十二年，卒嘉庆二十二年，年六十一与葆琛略同时，着三代因革论，谓： 汉兴百余年之后，始讲求先王之遗意，盖不见前古之盛，六百余年矣。朝野上下，大纲细目，久已无存，遗老故旧，亦无有能传道者。诸 儒博士，于焚弃残剥之余，搜拾灶觚蠹简，推原故事，其得之也艰，故其信之也笃。书之言止一隅，必推之千百隅而以为皆然；书之言止一端 ，必推之千百端而以为不可不然。呜呼！何其愚也！三代因革论一又曰： 彼诸儒博士者，过于尊圣贤，而疏于察凡庶；敢于从古昔，而怯于赴时势；笃于信专门，而薄于考通方，岂足以知圣人哉！是故其为说也 ，推之一家而通，推之众家而不必通；推之一经而通，推之众经而不必通；且以一家、一经亦有不必通者。至不必通而附会穿凿以求其通，则 天下之乱言也已。三代因革论八其言极悍廉明尽，惜乎其邑之人未能深领，遂辗转牵引，至于二千年前汉博士专门绝业，掇拾补缀，谓可以当二千年后经世之大任，则何 啻所谓过于尊圣贤而疏于察凡庶，敢于从古昔而怯于赴时势，笃于信专门而薄于考通方，如汉博士之所为哉？夫苏州惠氏专门之学，其意 本在于考古，而常州诸贤，乃尊之为大义，援之以经世，此则其蔽也。 二刘宋刘逢禄，字申受，生乾隆四十一年，卒道光九年，年五十四亦籍武进。幼传外家庄氏之学。葆琛故有意治公羊，而申受成其业。谓： 清之有天下百年，开献书之路，招文学之士，以表章六经为首，于是人耻乡壁虚造，竞守汉师家法。若元和惠栋氏之于易，歙金榜氏之于 礼，其善学者也。禄……尝以为学者莫不求知圣人；圣人之道，备乎五经；而春秋者，五经之筦钥也。先汉师儒略皆亡阙，惟诗毛氏、礼郑氏 、易虞氏有义例可说。而拨乱反正，莫近春秋，董、何之言，受命如响。然则求观圣人之志，七十子之所传，舍是奚适焉？公羊何氏释例叙又曰： 条例与家法余尝以为经之可以条例求者，惟礼丧服及春秋而已。经之有师传者，惟礼丧服有子夏氏，春秋有公羊氏而已。汉人治经，首辨 家法，然易施、孟、梁邱，书欧阳、大、小夏侯，诗齐、鲁、韩，师说今皆散佚，十无二三。世之言经者，于先汉则古诗毛氏，于后汉则今易 虞氏，文辞稍为完具。然毛公详故训而略微言，虞君精象变而罕大义。求其知类通达，微显阐幽，则公羊传在先汉有董仲舒氏，后汉有何邵公 氏，子夏传有郑康成氏而已。先汉之学，务乎大体，故董生所传，非章句训诂之学也。后汉条理精密，要以何邵公、郑康成二氏为宗。丧服之 于五礼，一端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