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下)》 第57章

其论立身行世，亦不愿轻尊宋儒为名高，谓： 宋儒先生律己甚严，自处甚高，而待人则失之不恕……今之士大夫，其贤者每皮傅宋儒……言语步趋，矜矜以宋儒为继。而其居官也，见 善不能举，见不善不能退，民之厄困不能救，处得言之地不能言。朱子集中封事之函，辞官之牍，若未尝见而读者，而于无甚关系之事，言必 称朱子。凡所以求于人者，无以甚异于利禄之徒；而其出于给人之求，转不及利禄之徒犹有豪侠之举。则是阴用小人之术以图利，而阳借君子 之名以蕴利。宋儒先生有灵，必疾首痛心于斯人……矣……然而宋儒实有过高之弊……先辨一饿死地以立志，宋儒之教也。饿死二字，如何 可以责人？按：“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古有此训。宋儒亦以自励，非只以责人也。……垚尝谓东汉之人清，唐之人大，宋、元 、明之人高，近世之人鄙。务责己而不责人者，东汉之人也。人、己俱安于富厚者，唐之人也。待己刻而待人亦刻者，宋、元、明之人也。自 处于富厚而以刻待人者，近世之人也。……居今之世而欲振厉之，惟东汉处士之行，责己而不苛求于人，最为践履笃实而无弊耳。若鲁斋治生 之言，则儒者之急务，能躬耕则躬耕，不能躬耕则择一艺以为食力之计。宋儒复生于今，亦无以易斯言。卷九与许海樵其论宋儒流弊，颇似戴 东原，而当时所谓宋学家底里亦从可见。卷七有记汤侍郎告门生语一篇，尤证当时治理学者之伪而陋。其主儒者当躬耕习艺以治生为急，又似 颜习斋。惜乎子敦寄豢于达人，弊心力于故纸，不能如习斋之昂首世外。其主效东汉人之践履笃实，则义理之于制行，犹树木之有根，必壅植 之以土，今不究义理之源，而空羡制行之美，是无土以培其根，而望树木之长养，不可得也。然则子敦虽蒿目时弊，而亦无以为易也。 龚沈两氏之相似点子敦与定庵同为浙人，生同世，龚先沈生六年，沈先龚卒一年同有志用世，同治西北边事。而尤似者，则同以不工小 楷困于场屋，定庵既为干禄新书寄慨，而子敦言之尤沉痛，谓： 近日风气，于进取一无可望，非贿属公行，即择取吏胥俗书。君子处此世，但可读书自淑以求无媿而已。……今世不工胥吏书，即一领青矜，恐亦不可得。卷十与丁子香又自谓： 垚书札每多沈痛语，后人观之，当深悲其所遇。……与故人诸札，虽未得性情之正，然与时下不着痛痒语大异。卷十与丁子香子敦之所遇 ，即龚氏之所遇也。二人者，皆未为得性情之正，然皆与同时不着痛痒者异矣。 七潘四农龚、沈同时，复有讥论时风可相参证者，曰山阳潘德舆，字彦辅，别号四农。生乾隆五十年，卒道光十九年，年五十五诗文有养一斋集二十五卷。其言曰： 今之士大夫，学愈博，愈薄程朱为迂疏空陋不足仿效，遂致一言一动，疾趋快捷方式，攫取势利。世方安平无事，而士已浮伪不可托矣。 此盱衡风俗者所深忧也。养一齐集卷十八陆丞相集序又曰： 昔胜国之士，以好讲学为风尚而行衰；今日之士，以恶讲学为风尚而行亦衰……数十年来，承学之士，华者骋词章，质者研考据。……为 士者必恶讲学，不特心性精微之言不一关虑，即伦纪理乱、官守清浊、民生利病之大故，父兄于子弟，未敢相诏告敦勖，况师友间哉！风尚既 成，转相祖袭……天下之士，遂真以食色为切己，廉耻为务名，攫利禄为才贤，究义理为迷惑。而官箴玷，民俗薄，生计绌，狱讼繁，百害籍 籍乘此而起。救之者严气厉色，督以峻刑，亦莫能胜。徒发愤太息，不知由于数十年前，大官之有文学者率深嫉讲学，成此风尚，而士行乃衰 ；士行衰，而后官箴、民俗、生计、狱讼交受其弊也。卷十八晚醒斋随笔序又曰： 合四海之众，数十年之久，争为考据、词章与八股文之皆异乎圣人之心者……以如此之学术，而求其心之必恶利、必嗜义，是犹射鱼而指 天也……欲救人事，恃人才；欲救人才，恃人心；欲救人心，则必恃学术；欲救学术，则非复位取士之制不可。不复位取士之制，士习所趋， 如众水汹汹东下，欲以孑然一人之修身正言，力挽四海之浇俗，是又以篑土障河也。卷二十二与鲁通甫书四农固以老孝廉，久不得志于有司， 所遇与龚、沈似也。四农之言政制，主革科举，此并世前后言者多矣，尤着如包世臣、陈兰甫其言学术则一主程朱，与依违于博雅考订者异焉。其言曰： 程朱之学，近则目为空疏迂滞而薄之，其说岂必无所见，然人心风俗遂由此而大有患。何也？程朱学圣人而思得其全体，所谓德行、言语 、政事、文学者，殆无一不取而则效之。今人不满之者，每能确指其解经不尽合乎圣人之罅隙，又笑其于经之制度、名物，往往疏而不核。不 知此特文学有所不备，其德行、言语、政事，荦荦大者，固孔孟以后不可无之人。七、八十年来学者崇汉、唐之解经与百家之杂说，转视二子 为不足道，无怪其制行之日趋于功利邪僻而不自知矣。卷十八任东涧先生集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