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下)》 第6章

纂类记注之不得为着作，正即是功力之不得为学问也。学问不能无藉乎功力，正 犹着述之不能无藉于纂类记注。纂类记注为着述之所取资，实斋非有所訾议，而纂类记注者不自知其仅所以备着述之资，而自以为极天下之能 事焉，此则误认功力为学问，而学问之真境无由达矣。实斋又言之，曰： 仆尝谓功力可假，性灵必不可假。性灵苟可以假，则古今无愚智之分矣。与周永清论文，文史通义外篇三盖记注比类，惟在功力，着述创 造，有俟乎智慧，即实斋之所谓识，而其本则存乎人之性灵也。然为学者终不能长止乎功力而不求进于学问之成，则记注纂类，终必以着述创造为归宿。故实斋又言之，曰： 经之流变，必入于史。与汪龙庄书，文史通义外篇三征实者必极于发挥，纂类者必达乎撰造，盖经以藏往，而史则开来也。此处史字应本 述造而言实斋本此见解，故论学颇重文辞，曰： 语云：“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着述一途，亦有三者之别：主义理者，着述之立德者也；主考订者，着述之立功者也； 主文辞者，着述之立言者也。答沈枫墀论学，文史通义外篇三又曰： 札录之功……不可以为着作……既以此为功力，当益进于文辞……孔、孟言道，亦未尝离于文也。但成者为道，未成者为功力，学问之事 ，则由功力以至于道之梯航也。文章者，随时表其学问所见之具也；剳记者，读书练识以自进于道之所有事也。与林秀才又曰： 文章与学问古人本学问而发为文章，其志将以明道，有所谓考据与古文之分哉？又自注云：“天下但有学问家数，考据者，乃学问所有事 ，本无考据家。”与吴胥石简，文史通义外篇三立言之士，读书但观大意；专门考索，名数究于细微；二者之于大道，交相为功，殆犹女余布 而农余粟也。而所以不能通乎大方者，各分畛域而交相诋也。答沈枫墀论学立言即着述，考索犹记注纂类矣。凡此皆实斋特提文史之学，以为当时经学家补偏救弊之要旨也。 着述与事功而实斋论学卓见，所以深砭当时学术界流弊者，犹不止此。盖实斋既本六经皆史之见解，谓求道不当守经籍，故亦谓学之致极，当见 之实事实功，而不当徒以着述为能事。此其意盖不仅为当时经学家专事考索比辑者发矣。实斋与颜李求之清代，差与颜、李之说为近，而较尤圆密。故曰： 书与学古人以学着于书，后人即书以为学。与林秀才，文史通义外篇三学术之未进于古，正坐儒家者流，误欲法六经而师孔子耳。孔子不 得位而行道，述六经以垂教于万世，孔子之不得已也。后儒非处衰周不可为之世，辄谓师法孔子，必当着述以垂后，岂有不得已者乎？何其蔑 视同时之人，而惓惓于后世耶？故学孔子者，当学孔子之所学，不当学孔子之不得已。然自孟子以后，命为通儒者，率皆愿学孔子之不得已者 也。以孔子之不得已而误谓孔子之本志，则虚尊道德文章，别为一物，大而经纬世宙，细而日用伦常，视为粗迹矣。与陈鉴亭论学，文史通义 外篇三此非酷肖颜、李之说乎？实斋此意，又深发于原道，曰： 实事与空言治见实事，教则垂空言矣。后人因宰我、子贡、有若三子之言，而盛推孔子过于尧、舜，因之崇性命而薄事功。于是千圣之经纶，不足当儒生之坐论。原道上又曰： 儒家者流，尊奉孔子。……孔子立人道之极，岂有意于立儒道之极耶？……人道所当为者，广矣大矣，岂当身皆无所遇，而必出于守先待 后，不复涉于人世哉？……所处之境，各有不同……学夫子者，岂曰屏弃事功，预期道不行而垂其教邪？原道中其重事功而抑着述，与颜、李 同旨。晚年又有书孙渊如观察原性篇后，谓： 性命非可空言，当征之于实用。文史通义外篇二又谓： 性理与履践果形有一定之恶，则天下岂有无形之性？是性亦有恶矣。秦王遗玉连环，赵太后金椎一击而解，今日性理连环，全藉践履实用 ，以为金椎之解。……宋儒轻实学，自是宋儒之病……顾以性命之理，徒博坚白异同之辨，使为宋学者反唇相议，亦曰但腾口说，身心未尝体 践，今日之学，又异宋学，则是燕伐燕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