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下)》 第7章

其重践履而轻诵说，亦与颜、李相似。惟习斋欲尽废纸墨诵说而重习行，为道似狭，恕谷欲以考古穷经证成其师之意而路益歧；实斋论学 ，虽重当身事功，而路径较习斋为宽，辨证较恕谷为达。颜、李以周官乡三物言六艺，亦不如实斋古者政教不分，官师合一，以周官三百六十 为六艺源本之论之为大而精也。而原道一篇，实为实斋学说之总枢，实斋尝自言之，曰： 文史通义，专为着作之林较雠得失。着作本乎学问，而近人所谓学问，则以尔雅名物、六书训故，谓足尽经世之大业，虽以周、程义理， 韩、欧文辞，不难一吷置之。其稍通方者，则分考订、义理、文辞为三家，而谓各有其所长；不知此皆道中之一事耳。着述纷纷，出奴入主， 正坐此也。鄙着原道之作，盖为三家之分畛域设也。与陈鉴亭论学又曰： 古今以来，合之为文质损益，分之为学业、事功、文章、性命。当其始也，但有见于当然而为乎其所不得不为，浑然无定名也。其分条别 类，而名文、名质，名为学业、事功、文章、性命而不可合并者，皆因偏救弊，有所举而诏示于人，不得已而强为之名，定趋向尔。后人不察 其故，而徇于其名，以谓是可自命其流品，而纷纷有入主出奴之势焉。汉学、宋学之交讥，训诂、辞章之互诋，德性、学问之纷争，是皆知其 然而不知其所然也。天喻，文史通义内篇六故苟明于道之大原，则学业、事功、文章、性命皆足以救世，皆可以相通，而无所事乎门户之主奴。不明于道之大原，则考订、义理、文 辞三者，乃始各立门户以争短长，而失事功、性命之真。自实斋见地言之，颜、李固亦不失为因偏救弊之一端，而实斋之论，尤为得其通方矣。今考文史通义外篇二，有书贯道堂文集后一篇，文长近三千言。贯道堂集乃成都费钖璜滋衡着，其父密此度尝与李恕谷通书论学，治陆、 王而颇近颜、李也。实斋于贯道一集颇推挹，文中摘其要旨，谓： 其论经旨，则谓：“圣人言事实，不言虚理。”……论儒术，谓：“儒贵能治天下，犹工贵能治木也。宋儒崇性命而薄事功，以讲治术为 粗，是犹见工之操绳墨斧斤，斥以为粗，而使究木理之何以作酸，何以克土，何以生火，何以生东方而主甲乙也。终身探索，未有尽期，而大 不能为宫室，小不能为轮辕，尚可以为工乎？则徒讲性命之非儒术，亦可喻矣。”……其务知篇谓：“求知当知所务。”是非篇谓：“欲定是 非，不可偏执己见。”……实斋称其书纵横博辨，闳肆而有准绳，周、秦诸子无以过之；而又切中时弊，理较诸子为醇。又称其论儒术，尤切宋儒以后之痼矣。以实斋平日论学态度言之，固宜其深契费氏矣。惟谓其书不甚学而喜穿凿，则实斋自生干、嘉博雅考订之世，故见若前人之陋耳。若实斋得读颜、李书，其批评亦视此推矣。 性情与风气实斋论治学方法近人言治学方法者，率盛推清代汉学，以为条理证据，有合于今世科学之精神，其说是矣；然汉学家方法，亦惟用之训 诂考释则当耳。学问之事，不尽于训诂考释，则所谓汉学方法者，亦惟治学之一端，不足以竟学问之全体也。实斋论学，颇主挽当时汉学家过 甚之偏，其所以诏学者以治学之方法者，亦自与汉学家之训诂考据惟务者有异，此亦实斋论学至有价值之一节也。如实斋之说，则有志于学者 ，必先知俗尚与道真之辨。实斋畅论其意于与朱沧湄中翰论学书。见文史通义外篇三曰： 为所当然，而又知其所以然者，皆道也……学术无有大小，皆期于道……学术当然，皆下学之器也；中有所以然者，皆上达之道也。器拘 于迹而不能相通，惟道无所不通，是故君子即器以明道，将以立乎其大也。历观古今学术，循环盛衰，互为其端。以一时风尚言之，有所近者 必有所偏……学者……囿于时之所趋，莫不殚精竭智，攻索不遗余力，自以所得远过前人……及其风衰习变，后人又以时之所尚，追议前人， 未尝不如前人之视古昔。汉、唐、宋、明以讫昭代，作者递相祖述，亦递相訾议。……惟夫豪杰之士，自得师于古人，取其意之所诚然而中实 有所不得已者，力求其至，所谓君子求诸己也……趋向专，故成功易；毁誉淡，故自得深。即其天质之良，而县古人之近己者以为准，勿忘勿 助，久之自有会心焉，所谓途辙不同，而同期于道也。……夫世之所尚，未必即我性之所安，时之所趋，何必即我质之所近！舍其所长，而用 其所短，亦已难矣。而毁誉之势眩其外，利钝之见惑其中，虽使十倍古人之智力，而成功且不能以及半焉；何况中材而下，本无可以自通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