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下)》 第70章

又曰： 朱子云：“近日学者意思都不确实，不曾见理会得一事彻头彻尾。东边掉得几句，西边掉得几句，都不曾贯穿浃洽。此是大病。有志之士 ，尤不可以不深戒也。”答胡季随书朱子论当时道学之弊如此。然今之说经者，尤多此病。凌次仲与焦里堂书云：“足下不融会礼经之全而观 之，仅节取其一二语，宜乎多窒碍也。”论路寝书此最中近人学问之大病。但能全观礼经者已少，况欲其融会乎？皆节取一二语为题目，作经 解耳。节取一二语为题目不融会全体此皆言以好胜之心读书，专务小节，不暇通体细玩之病也。继此则复有一病相连而俱起者，曰浮躁。东塾论之曰： 近人治经，每有浮躁之病。自注：“阮文达公题凌次仲校礼图诗云：『浅儒袭汉学，心力每浮躁。』随手翻阅，零碎解说，有号为经生而 未读一部注疏者。……且浮躁者，其志非真欲治经，但欲为世俗所谓名士耳。此条见读书记卷九礼记东垫又曰： 余尝言近人多言朴学，然近人之经学，华而非朴。 又曰： 近来朋友说经者，只乾隆、嘉庆数十年间学派，若与论康熙、雍正以前学问，便不晓得，何况汉、唐、宋耶？云汉学者，妄语耳！媚近忽 远此皆箴当时学风浮躁不实之病也。李慈铭日记有一条云：“嘉庆以后之为学者，知经之注疏不能徧观也，于是讲尔雅，讲说文；知史之正杂 不能徧观也，于是讲金石，讲目录，志已偷矣。道光已下，其风愈下，尔雅、说文不能读，而讲宋版矣；金石、目录不能考，而讲古器矣。至 于今日，则诋郭璞为不学，许君为蔑古。偶得一模糊之旧椠，亦未尝读也，瞥见一误字，以为足补经注矣。闲购一缺折之赝器，亦未尝辨也， 随摸一刻划，以为足傲汉儒矣。金石则欧、赵何所说，王、洪何所道，不暇详也，但取黄小松小蓬莱阁金石文字数册，而恶金石萃编之繁重， 以为无足观矣。目录则晁、陈何所受，焦、黄何所承，不必问也，但取钱遵王读书敏求记一书，而厌四库提要之浩博，以为不胜诘矣。若而人 者，便足抗衡公卿，傲睨人物，游谈废务，奔竞取名；然已为铁中之铮铮，庸中之佼佼，可不痛乎！观此云云，正与东塾为同感矣。东塾又尝 列举当时经学诸弊而总言之，总说经学诸弊曰： 今时学术之弊，说经不求义理，而不知经。好求新义，与先儒异，且与近儒异。着书太繁，夸多斗靡。墨守。好诋宋儒，不读宋儒书。说 文字太繁碎。信古而迂，穿凿牵强。不读史。以骈体加于古文之上。无诗人。门户之见太深。辑古书太零碎。原文下有汉易、虞氏易、泰誓、 孟子字义疏证、孙渊如讲天文凡十九字。盖东塾于此诸端均不满，特举示例，拟加箴砭也。今论惠氏汉易、张氏虞氏易，见读书记卷四；论戴 氏孟子字义疏证，见读书记卷二，已引见戴东原章。 凡此诸端，皆为当时汉学家大病。而推溯厥源，则以风尚既成，俗士羣趋，淳者渐漓，真者日伪，学术之变，必至于弊，固不独清儒考证之学为然也。东塾又论之，曰： 讲道学者以经书为讲学话头，作时文者视经书为时文题目，讲经学者看经书为经解题目，而五经之道亡矣。 此言道学、经学与夫时文科举之学三者之异途同归也。故曰： 彼徒以讲经学为名士，则其所作经解，不过名士招牌而已。即使解说可取，而其心并不在圣贤之经书，此不得谓之读经书之人也。试问其 心曾有一念欲依经书所言以做人否？以讲经为名士招牌因读震川论科举之学，感而书此。 科举之士以一句经书为题，作一篇时文；经学之士，以一句经书为题，作一篇经解。二者无以异也，皆俗学也，其心皆不在圣贤之经书也。 故一种学术之渐盛而成为风尚，乃至为俗士所羣趋，则必漓其本真，而终变为争名逐利之具。虽其流弊之为态有不同，而其情则一。学术 之弊至于是，而复有一象必相随以俱来者，曰贵近而贱远。盖近者即风尚之所由而起，俗士以争名逐利之心趋风尚，自亦以争名逐利之心贵乎其主风尚者尔。东塾论之曰： 我未见贵远而贱近者也，大都贵近而贱远耳。于近时之风气，则趋而效之；于古人之学术，则轻而蔑之。自宋以来皆如此。宋儒贵周、程 而轻汉儒，近儒贵惠、戴而诋宋儒，吾安得贵远贱近者而与之论学问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