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下)》 第76章

其它鼎甫论汉学缺弊者皆甚精卓。如论考证则谓： 宋学以阐发义理为主，不在引证之繁。义理者，从考证中透进一层，而考证之粗迹，悉融其精义以入之。非精于考证，则义理恐或不确。 故朱子终身从事于此，并非遗弃考证之谓也。按：此言略近东塾，而较湛密矣。若汉之董江都、刘中垒、匡稚圭、扬子云诸人皆有此意，西汉 之学术所以高出东汉也。／考证须字字有来历；议论不必如此，而仍须有根据。所谓根据者，平日博考经史，覃思义理，训诂名物、典章制度 无不讲求，倾羣言之沥液以出之，而其文亦皆琅然可诵，并非凿空武断以为议论也。此其功视考证之难倍蓰，而学者必不可无此学识。考证须 学，议论须识，合之乃善。识生于天而成于人，是以君子贵学。学以愈愚，学而无识，则愈学愈愚，虽考据精博，颛门名家，仍无益也。识何 以长？在乎平心静气以读书，一卷之书，终身紬绎不尽，返之于身，验之于事，而学识由此精焉。 又曰： 引书与暗袭引书备着出处，近例始严，以为可免暗袭。然暗袭与否，仍视其人，吾见着出处而暗袭尤工者多矣。古惟疏体如是，传注不拘。 论校雠则谓： 刘中垒父子成七略一书，为后世校雠之祖。班志掇其精要，以着于篇。后惟郑渔仲、章实斋能窥斯旨，商搉学术，洞澈源流。……目录、 校雠之学所以可贵，非专以审订文字异同为校雠也。国朝诸儒，于此独有偏胜，其风盛于干、嘉以后。其最精者，若高邮王氏父子之于经，嘉 定钱氏兄弟之于史，皆凌跨前人。钱氏史学及王氏经学之短长竹汀史学绝精，即偶有疏误，视西庄辈固远胜之。第此为读史之始事，史之大 端不尽于此也。王文肃、文简之治经亦然，其精审无匹，视卢召弓辈亦远胜之，顾往往据类书以改本书，则通人之蔽。……然王氏犹必据有数 证而后敢改，不失慎重之意；若徒求异前人，单文孤证，务为穿凿，则经学之蠹矣……此学终古不废……第以此为登峯造极之事，遽欲傲宋、 元、明儒者，则所见甚陋。汉学家诃佛骂祖，不但离文与行而二之，直欲离经与道而二之，斯其所以为蔽。若舍其短而专取其长，庸非三代小 学之遗法乎？原注：“习斋于射与数略有所得，此亦艺事之常，而遂欲以此立异，毋乃虚骄之气未除欤？又曰： 世徒以审订文字为校雠，而校雠之途隘；以甲乙簿为目录，而目录之学转为无用。多识书名，辨别板本，一书估优为之，何待学者乎？ 其论博约，则谓： 宋学有宗旨，犹汉学有家法。拘于家法者非，然不知家法，不可以治经；好立宗旨者非，然不知宗旨，不可与言学术。……故学虽极博， 必有一至约者以为之主，千变万化，不离其宗。六经无一无宗旨也。苟徒支离曼衍以为博，捃摭琐碎以为工，斯渺不知其宗旨所在耳。 论虚实则谓： 异端以虚无立说，其弊固不胜言，近人因攻宋儒之故，遂欲去无以言有，理既偏而不全，且欲去虚以言实……不知……凡物皆有虚有实， 非实无体，非虚无用，以实触实，未有不激者也。虚实之辩近人以虚灵二字出于道家，不可以状心体，然则心体固当实而蠢乎？……读书穷 理，实事求是……亦曰以致用焉耳。读书实也，穷理虚也；实事实也，求是虚也；虚实相资为用……近人惟读书而不穷理，实事而不求是，故 歧之又歧。程朱之学所以可贵者，以其本末兼尽也。……孙夏峯言：“晦翁没而天下之实病当泻，姚江没而天下之虚病当补。”此夏峯述张逢 元之言窃谓夏峯之言未尽确，若汉学家乃正当泻者耳。 鼎甫之见，仍主汉宋兼采，谓： 有义理之学，有经济之学，有考据之学，有词章之学。此较戴东原、姚惜抱所举，多经济一类，可征当时思想风气之变。故汉学必以宋学 为归宿，斯无干、嘉诸儒支离琐碎之患；宋学必以汉学为始基，斯无明末诸儒放诞之弊。此仍主汉、宋兼采之说……如黄梨洲、顾亭林、江慎 修，皆汉、宋兼治，学博而识精……故国初学术为极盛。干、嘉以后精深过之，而正大不逮矣。此正与江郑堂汉学师承记见解相反。东原与西 河……戴东原集其成……而偏戾之气，博辨之词，与毛氏西河相近。当时海内翕然从风，不七十年而魏默深诋之已无完肤矣。此知学贵定识， 不必随时俯仰也。按：此即章实斋勿趋风尚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