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下)》 第77章

杂存卷上复傅敏生妹婿盖清初学术所以胜干、嘉者，正以其犹有宋学之精神；而干、嘉以下尊 汉斥宋之见，则亦不得不谓清初诸儒已开其兆，故曰： 汉学家以汉儒专言训诂，此浅陋之说，不足信也。此陈兰甫所以有汉儒通义之作。以宋儒为不讲训诂，此矫诬之说，尤不足信也。此陈兰 甫东塾读书记朱子一卷所为作。汉、宋诸儒，无不学贯天人，门径不同，及其成功则一。而宋儒义理之学，茧丝牛毛，析之不极其精，斯发之 不得其当。黄、顾二先生学问为本朝诸儒弁冕，高风亮节，亦足兴起百世，而持论时有偏宕者，正以析理未精之故，后学相承，误人不浅。原 注：“亭林不喜宋儒；梨洲虽承学姚江，而论义理多粗浅。”杂存卷下评某生论科举。 此鼎甫自据干、嘉以下学风流弊，推本溯源，因以责备清初诸儒之说也。鼎甫又谓： 汉学家所当辨者固无几。有百世之着述，有一时之着述。囿于一时风尚者，风尚既移，则徒供后人指摘矣。答问卷一国朝学案小识书后此 则非在汉学风气已衰、人心向厌之后，不能道此。不仅章实斋时绝不如此说，即陈兰甫着书，亦尚不如此说也。即此可见当时汉学颓波日衰日 落之态。而鼎甫主张所以转换学风以开此后之新趋向者，则在史不在经。其言曰： 尝谓古人致治之法存诸经，后人致治之法存诸史。……徒沾沾名物器数，繁称博引，震炫一世，而治术、学术之广大精微者，转习焉不察。国事、人心，亦复何补？若当多事之秋，则治经不如治史之尤要。佩弦斋杂存弟怀新跋鼎甫论史学，清代惟佩钱竹汀，宋儒颇推郑渔仲。 其言曰：“近时史学，惟钱竹汀为超绝，其精审固视渔仲远胜，而孤怀闳议，亦远不逮渔仲。”又曰：“干、嘉诸儒，东原、竹汀为巨擘，一 精于经，一精于史。竹汀博洽过东原，湛深不逮，而弊亦较少。”皆见答问卷一。 汉时史学未兴，太史公书、汉着纪之类，班志皆附于春秋。其经学即其史学。而去古未远，制度、风俗皆于经义为近，故致用在乎穷经， 犹今人之言经济当读史也。史愈近者愈切实用，故国朝掌故必须讲求，明史亦须熟读。汉之视周，犹今之视明耳。答问卷二评读汉书艺文志。 又曰：“竹汀史学绝精，第此为读史之始事，史之大端，不尽于此也。杜君卿通典、秦文恭五礼通考，通经于史，皆振古奇作，曾文正论学恒推之。”朱氏此等处颇与湘乡为近。 鼎甫此论极得实斋六经皆史之意。又谓： 学者不致力羣经而专讲六书，不博稽诸史而搜罗金石，异乎吾所闻。承平之世，学士大夫闲暇无事，出其余技，寄兴于斯，小道可观，贤 于博奕。若时尝多故，旋乾转坤，儒者之责，匪异人任也。人不必有是事，要不可不立此志。志趣坚卓，乃能为学。……四部书当读者甚多， 日有孳孳，犹虞不给，岂暇究心于琐碎无用之物哉？答问卷四问金石盖清自道、咸以下，内忧外患，病象日显，一时学者，羣悟文字考订之业 不足挽世运，乃转而求为致用淑世。陈兰甫极言于先，鼎甫又继之于后，惟兰甫主教人治注疏，仍不脱经学牢笼，似不如鼎甫以治史代治经之论，更为透切也。鼎甫又谓： 学术与治术之分久矣，学与行盖亦未尝不分。逮至近世，则汉与宋分，文与学分，艺与道分，一若终古不能合并者。然窃考董、郑、程、 朱之所以为学，进而求诸圣门之所以教人，则但有本末先后之分，而初无文、行与学术、治术之分也。文存卷下答濮止潜同年书学问之事，析 之者愈精，而逃之者愈巧，其弊使人为纤儿细士，与天地世界无预，此在黄梨洲已深论之，汉学之病正坐此。鼎甫之论，盖有鉴于当时汉学分 析琐碎之病，而求有以为之合。不徒求学术与治术合，又求学与行合。盖仍主宋儒以来以修、齐、治、平为学之全量者。故曰： 学之精者，在乎天人之际，性命之微；其大者，在修、齐、治、平之实。文存卷下答濮止潜同年书此可见鼎甫论学大旨也。鼎甫着述最着 者，有无邪堂答问五卷。无邪堂者，南皮张之洞督粤时辟广雅书院课士而因以名其堂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