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血战神 第39章　――母亲生命的最后记录

2012年3月1日，母亲患癌症去世了。 在陪护母亲最后的这段日子里，我努力把知道的、听到的和看到的，通过日记的方式将母亲的一生的传奇经历记载下来。以下是我摘编这段时间的十篇日记，做为我对母亲永久的纪念。 一、2011年11月30日――母亲住院了 11月18日下午，母亲急诊住院了。我接到电话后立即与夫人赶到医院急诊抢救室。 母亲从9月下旬就一直不好，低烧。两个月来已先后三次入院急诊治疗，后来又是小妹俩口子和夫人多次带她逐科检查，从肝胆外科到血液科、风湿免疫科、消化内科、呼吸内科、心血管科等，但始终没有找出病因。这次又是在准备做核磁共振的前夕，因心肌缺血、心悸等症状急诊入院治疗。在抢救室治疗三天后，被转往风湿免疫科住院治疗并继续检查。 也就在住院的四天时，一个坏消息传来：发现母亲患肝癌晚期并已转移到腰椎、尾椎等处。母亲年初刚体验完，除了原有的一些老年病外没有发现异常呀，怎么会这样呢？我的感觉就象我的心一下坠下山涧一样。不行，马上还要振作起来，先确认母亲的病情，再争取及时、有效地治疗。 几天下来，跑医院，找专家，重新确诊，落实治疗方案。当一切基本有了眉目后才安静下来，似乎感觉母亲很难逃过病魔的纠缠，心情更加沉重。母亲的前世今生涌上心头，一定要用“笔”记述之。 二、2011年12月7日――“翟狗妮、赵孝珍、赵秀珍”三个名子后面的母亲身世 母亲是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区八陡镇东项村人。据她回忆，她原来姓翟，没有大名，有个小名叫狗妮。她有一个哥哥大名翟慎臣、小名叫沾子，下面有一个弟弟小名叫留柱，没有记住大名。狗妮的妈妈姓周，在狗妮4岁时因病早逝。全家靠狗妮的爸爸翟所宪（音）在矿山挖煤维持生计。 母亲说她的生日是民国二十一年也就是1932年的腊月二十九，而现在她的档案上记载的公历生日是1933年2月4日，那还是她1956年从部队转业到地方工作上户口时，人家派出所的民警帮助推算的。经现在核查，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腊月二十九应该是公历1933年1月24日，当年民警推算的时间也不对。 在母亲的记忆中，因家庭极度贫困，在她6岁那年就被送到当地一个姓王的家庭当童养媳了。在王家，婆婆天天逼着年幼的狗妮干活，经常是起五更爬半夜的拉碾子推磨、挑水烧火，稍不留意就要挨骂甚至挨打，还时不时地不给饭吃。 终有一日，狗妮受不了婆家的虐待跑回自己家，但没有想到的是遭到爸爸翟所宪的一顿狠打，把腿都打拐了。伤好后的狗妮又被送回王姓婆家。也是从这个时候起，狗妮不再依恋自己那个翟家了。 终有一天，性格倔强的狗妮因忍受不了虐待愤而离开婆家出走。自己的家不敢回，又怕婆家来找。狗妮就从博山八陡沿着铁路向北一路走去。当她走到三里沟火车站（现淄川火车站）时，实在饿得没有力气走了，就在那昏睡过去。这时遇上了好心人――车站的铁路职工吕寿臣，把狗妮带回在淄川慕王庄租住的房子，并托付给房东赵临珠做了女儿。据母亲的记忆推算，这年应该是1941年，狗妮8岁。 赵家是个大家族，同住在一个大院落里。赵临珠等都是当年清朝皇家翰林院赵五老先生的后裔。赵临珠家共4口人，赵临珠、其妻也就是赵姓姥姥，还有年长狗妮8岁、赵家的独子赵孝良和他媳妇。狗妮到赵家后按其家谱起名为“赵孝珍”。 赵家有三亩地还兼做小买卖，生活在当时还属于相当不错的。所以，赵家安排赵孝珍上了学。先是在本村的小慈小学，后来又转到淄川西关的师范小学读书。但好景不长，也就是在赵孝珍上了一年多学后的1943年，当哥哥赵孝良的媳妇生了女儿小凤后，赵家姥姥就不让赵孝珍上学而在家专门带小凤了。 1945年初，我八路军鲁中军区所属部队解放了淄川农村，年仅12岁的赵孝珍积极参加妇救会的工作。也就是在当年夏收时，赵孝珍毅然决然地参加了八路军。她参军走时，带了一身换洗的衣服和当初刚进赵家时给的两付银手镯。时为1945年7月。 赵孝珍是跟随八路军鲁中军区后勤部供给部粮贸科干部徐春去部队上的。据母亲回忆，当时报名参军的有10多人，但真正同行的只有一男二女3人。他们离开淄川后步行到博山，再从博山神头进山到达鲁中军区后勤部所在地――莱芜闫庄。 在参军登记时，不知由于什么原因，有关人员把赵“孝”珍记为赵“秀”珍，以后母亲就一直沿用赵秀珍这个名字至今。 三、2012年1月1日――十一年的部队生活 今天是元旦，我也有时间到医院照顾母亲。这一天又是传统的腊八。头天晚上，我就把腊八粥的料米用水泡好，早上用高压锅将粥做好带上去医院。 到病房后，看起来母亲当天的精神和身体情况都不错。她一见我来就坚持坐起来与我聊天。她说到，她这一辈子有三个阶段对她影响最大。第一个阶段就是参加八路军。 母亲从1945年7月参加八路军到1956年3月转业到地方工作，在部队工作生活了十一年。 刚入伍时，因母亲年仅12岁，就被安排到鲁中军区后勤部宣传队。母亲的记忆就是天天早上起来跟着老兵学着啊――、咿――的练嗓子。几天过后，母亲认识了在卫生部训练班的博山老乡孙秀英，就跟着她到卫生训练班上课去了。母亲后来也一直感到奇怪，因当时自己想换单位就换了，也没有人去管去找。 母亲在卫生训练班培训了半年，主要学习了《内科学》和《外科学》两本书，训练班于1946年4月结束。她记得当时有一件印象深刻的大事――为乘飞机失事遇难的叶挺开追悼大会。 从卫生训练班结束后，母亲被分配到在蛇庄的鲁中军区卫生部护理班。并于1946年6月7日至10日参加了她平生第一次战斗――第一次解放张店战役，战史上称为“周（村）张（店）战役”。 周张战役是鲁中军区组织发起的。鲁中军区卫生部所属单位也都参与了此次战役的医疗保障。在近四天的战斗中，母亲全力投入到我军伤员的救护工作中，竟连续三天三夜没有合眼。母亲回忆说，最后她的眼睛里流出的眼泪都是红色的了。战役结束，上级为表彰母亲工作出色，为她记大功一次，并奖励给了她一条皮带。 从这以后，母亲就随着部队南征北战。打莱芜、攻克孟良崮，占泰安，西出津浦路外线作战；参加沙土集战役，越过陇海路南下，转战豫皖苏边；参加攻克开封和睢杞（豫东）战役；淮海战役打响后，随部队赴碾庄圩歼灭黄伯韬兵团，南下追残敌消灭杜聿明集团；以后又参加了渡江战役和上海战役。在此期间，母亲一直在一线从事野战医疗工作，曾有在孟良崮战役中带领10名伤员突出重围、碾庄战斗中冒着炮火抢救伤员等经历。因工作突出，立大功和小功多次，并于1949年3月加入党组织（同年9月转正）。 母亲回忆说，从小就是孤儿的她，到了部队就好象找到了家一样。在部队感觉到的是被关心和被爱护，也是她生来从来没有得到过的一个人、特别是一个女人的尊严和做人平等的地位。这是在她参军前想都不敢想的。 在部队生活期间，她感觉到人人平等、官兵平等，大家都象亲人一样相互关心和互相帮助。她说，当时部队的生活是很艰苦的，经常吃不好也吃不饱，但那些老兵和班排长们总是想法多给她一些菜或地瓜等其它东西，让她能吃饱肚子，而且，事事处处关心照顾她。这些使她的心里充满了对部队生活的感激和信赖。 四、2012年1月24日――照片里的故事 今天是大年初二，轮到我到医院去护理母亲。 早六点，我与夫人就起来忙活，为母亲准备好午饭和晚饭后，全家三口一起来到医院。 过年时的医院格外清静，没有了平日的车水马龙和熙熙攘攘的人群。病房里只剩下实在不能回家的重症患者和陪护的家属、护工们。 今天的母亲，看起来精神还算不错。特别是一见到孙女，老人脸上也露出入院以来少有的笑容。 我拿出电脑，翻出昔日的老相片，又让女儿帮她奶奶戴上老花镜，一同看着、聊着……。忽然，老人的眼睛睁大了，久久地停留在一张相片上。我忙问她：这张相片是什么时间照的？这里边除了我爸和您外，其他人都是谁？ 母亲回答到：这张相片中除了你爸以外都是二分队（26军卫生部野战医疗一所下属三个分队之一）的。挨着你爸坐着在中间的小伙子叫程新平，他左边的男兵是我的入党介绍人王益广，后排中间的女兵是我的另一个入党介绍人周梅英，把手放在你爸右肩上的那个后排的女兵是刘继秀。 她接着说，那个程新平可是不错，但不知为什么当年没有表彰他。我忙问什么事？为什么？ 母亲把目光从相片上移开，靠在椅背上喘了口气说，那是在淮海战役第一阶段打碾庄时。当时战斗进行得十分激烈、艰苦，我军的伤员也特别多，我们这些护士也都被安排去处置接待伤员了。也就在这时出现了一个特殊的伤情：一名战士因伤到沁尿系统排不出尿来而痛苦万分。只见他的小腹胀得像鼓一样，痛苦地呻吟着，医护人员想尽办法用导尿管等从尿道导尿都没有成功。就在这时，程新平俯下身体，毅然决然地用自己的嘴为伤员导尿！ 第一口第二口，从尿道里吸吮出来的全是脓！第三口第四口吸吮出来的又全都是血！再往后尿终于排出来了！淌了一地的血尿啊！ 母亲说着说着，我从她老人家的眼睛里看到了凝重和敬佩！顿时，我的喉咙哽噎了、眼睛湿润了……。 这就是我军老一辈的医务人员，他们那博大的人性情感，把战士当亲人的无私胸怀，那发自内心的感人行动，真的是能够惊天地，泣鬼神，真的是无法用语言来描述、来表达。我被深深地感动着……。 我想，当年为什么组织上没有表彰程新平呢？可能是这样的事情在当时我们的军队中太多、太普遍、太常见了吧！ 五、2012年1月28日――鞋的故事 今天是大年初六，又轮我到医院看护母亲。 清早，我与夫人早起准备好饭菜。因夫人初二起患感冒怕传染老人，饭由我送到了医院。 进到病房，看见母亲气色还不错。但听陪护的小妹说，昨天下午老人给她打电话说自己寂莫、想家又没人说话，所以，小妹就赶过来让护工走了自己留下陪她。唉，老人到了这会儿也真是可怜。 我俯在老人耳边问她哪不舒服？老人听后指了指脚。哦，老人的腿和脚都肿了。这是肝癌晚期的明显症状――腹水及下肢水肿。 老人的脚肿得就象两个发面馒头，一按一个坑，鞋都穿不上了。为了转移老人的注意力，我与她聊起了战争年代的事情。我问母亲那时军装怎么都那么大。母亲答到，那会儿发的军服都一样大，也就自己把袖口裤角往里一折用针缝上穿就行了。 那鞋呢？我又问到。母亲看着自己的脚说：鞋就更别说了。那时我们的鞋最费，因为天天行军。白天走路就不说了，晚饭后还要走四十里呢。 鞋也是最不合适的，发下来一个样，全都很大。那时发的鞋，大多是根据地老百姓一针一线纳出来的千层底布鞋。我们也有办法，就是把鞋后帮拆开，借老乡家的菜刀把多余的鞋底剁去，再把鞋帮缝起来加个带子，就能穿了。 原来是这样。回家以后，我打开电脑相册仔细看了那些老相片。这张相片是母亲在1949年5月上海战役结束后，在上海嘉定照的。相片上的她身着的军衣很大、过长，就象穿了一件短大衣。军裤因打着绑腿看不出来大小，但鞋还真可以看出来比例是不合适的。 母亲她老人家在战争年代那会儿真的是太不易了。 六、2012年2月4日――过生日 今天是母亲79周岁的生日。我们带上生日蛋糕到医院为母亲祝寿。 母亲昨天的精神状态不好，今天也是面带倦容。但她还是坚持坐起来，要与我们说上几句。 母亲开口的一句：“谢谢你们为我过生日”立即让两个女儿泪流满面。我忙把话岔开：“要谢也得我们谢您呐！没有您就没有我们。如果当年您没有从婆家出走或没有参军，就算是活着，也就是山东淄川农村多一个小老太太，哪能还有我们呀？！所以，我们要谢您呀！” 母亲虽然已经没有了进食的欲望，但为了安慰我们，还是努力地吃了一小块蛋糕。 为了转移她老人家的注意力，我问到，您以后是什么时候知道那个亲舅舅翟慎臣消息的。母亲说，1957年她去了一趟博山八陡。 其实，母亲从六岁离开王姓婆家出走后，虽然也与翟家没有了联系，但还是她始终惦记在苦难岁月中失去音信的亲人。她这次也是到博山八陡东顶子村去打听亲人消息的。 母亲得知，她父亲翟所宪、哥哥沾子（翟慎臣）和弟弟留柱后来去了枣庄煤矿挖煤谋生。再后来父亲翟所宪与弟弟留柱又从枣庄返回博山，可就在途中的张店，父亲因病饿而故去。弟弟留柱只身跑回八陡东顶子村，想找翟家的亲戚们帮助为父亲收尸，但亲戚们谁也没有出手帮忙，也没有人收留弟弟留柱。 据人讲，当时弟弟留柱因饿难受得满地打滚，也没有人问、无人管。后来，有人看见无助的弟弟留柱跑到早已过世母亲的坟头上去哭。再后来，有人发现留柱就饿死在母亲的坟边上。 还听说，后来哥哥沾子挣了点钱，从枣庄煤矿返回到博山八陡。当时那些不为父亲翟所宪收尸、看着弟弟留柱饿死无动于衷的众亲戚中的一个，表现出了“亲”情。他不但收留了沾子，还为他说了一房童养媳。但好景不长，当沾子靠挖煤挣的那点血汗钱花完之后，那家亲戚也就没有了“亲”情。沾子被迫离家出走，从此就没了音信。而那个可怜的童养媳走投无路，上吊身亡。 母亲从博山回到北京后，向博山区八陡镇人民政府发了一封信，请求打听哥哥的下落。不久，镇政府来信告知了哥哥的下落。 原来，沾子离家出走后，于1942年参加了八路军，而且与母亲同在鲁中军区部队，也就是以后的华东野战军第八纵队（三野26军），但兄妹俩始终没有相见也就谈不上相认了。 上海解放后，沾子（翟慎臣）留在上海工作。曾在上海某工厂担任过保卫科科长。正是通过当地镇政府，母亲与这个亲舅舅才取得了联系。 舅舅翟慎臣，于1992年患癌症在上海逝世，终年67岁。是时，母亲与小妹还专程去一趟上海，为他送别。 母亲是不幸的，因为她生在那个能把人变成“鬼”的年代；母亲又是幸运的，因为她选择了改变自己命运的出路。 七、2012年2月14日――女兵的“秘密” 无论是在战争年代和现在，我军中有不少的女兵与男兵一起出生入死，同甘共苦。母亲就是其中的一个。 我参军后第一次领津贴时偶然得知，女兵比男兵多0。75元卫生费的待遇。但我不清楚、也没人告诉我，女兵为什么比男兵多这0。75元。又稀里糊涂地过了好多年后才懵懂得知：那多出来的0。75元卫生费，是发给女兵们用来迎接自身的秘密――“例假”的。 那么什么是“例假”呢？在战争年代时我军的女兵们如何对待这个“例假”呢？那会儿是否对女兵们有特殊的待遇呢？可能是我们生长的那个特殊的年代对这方面教育比较封闭的原因，这个事情一直到我成年结婚后才真正明白了：所谓“例假”就是正常成熟女性生理上每月一次的月经。 夫人曾是军人。她说，当兵那会儿每个女兵每月都会买上好几大包的卫生纸，一一叠好备用，她们一般都放在枕头包里。夫人说，来例假时就把卫生纸垫上。纸刚垫上时还行，但随着纸被血洇透，血干后就会变硬，那卫生纸就似刀一样割着大腿内侧，走一步割一下、疼一下，大腿内侧经常带着割伤。夫人不无感慨地说：“现在的女孩子们真是享福呀！又是卫生巾又是护垫的，与我们那会儿没法比！” 夫人的母亲也就是我的岳母也曾是军人，是参加过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的女兵。她曾对夫人讲过，当年她们那些女兵们是如何对待每月一次的“例假”的。她讲到，一般都会随身准备几块深色的布来应急。她还形容女兵们“例假”期间，行军到一个地方后首先就是找个河叉或水塘洗这些布。那真是一片血水，象杀猪了一样，残不忍睹！ 终有一日，夫人问婆婆也就是我母亲：战争年代您来“例假”时怎么办呀？母亲回答：“那时我年龄小，当兵时才12岁，旧社会生活苦，身体发育得不好，所以月经来得也较晚。记得后来有月经时，就动手揪自己棉衣里的棉花垫着，以至到春天时，棉衣的前襟都没有棉花了”。 母亲还讲到，当时行军打仗的条件是十分艰苦。她回忆到：有的时候，行军中女兵正赶上身体来着“例假”时过河，那真是前边一群女兵趟过去，后边就能看见河水都变红了。可那时谁还会因自己的身体提出什么特殊的要求呢？！ 女人不易！女军人更不易！母亲们伟大！军人母亲们更伟大！ 八、2012年2月20日――战友=“对手” 这是一张老相片，是母亲与战友于1949年5月在上海照的。 这张相片我珍藏时间很长，记得是我刚当兵时从家里带走的相片之一。但相片中与母亲合影的人是谁？她叫什么名子？我都不清楚，只知道这是母亲众多战友中的一个。 事隔四十多年了，在我到医院陪护母亲时，我打开电脑翻到这张相片问母亲：这个女兵是谁呀？母亲答到：她是周淑凤，是我的一个战友。母亲接着说，她（指周淑凤）当时不知道组织上已经把我介绍给你爸爸了，她还想找你爸爸呢！ 哈哈，原来与母亲合影的不只是战友，而且还是爱情和婚姻的“竞争对手”呀！不好多问了。看样子我老爸当年还真是比较有魅力的，在女兵中挺“抢手”的。结果肯定明确了，我们四个子女都是这个结果的证明。 原来，每张相片里都有尘封许久的“故事”。 九、2012年3月1日――妈妈走了 今天凌晨，几乎一宿没睡的我，忽然在朦胧中听到手机铃响，心头一紧，是小妹打来的，只一句话，你赶快来吧！我看了一下表，四点零五分。 我赶到医院时，只见母亲静静地躺在床上，监护仪上心跳和血压的显示都已是直线。她老人家已经没有了呼吸和心跳，也没有了知觉和病痛。 母亲从去年11月18日患病住院到现在，已经与病魔顽强抗争了104天。在这些日子里，我的心情也随着母亲的病情忽好忽坏、忽高忽低。这世上恐怕没有比眼看着给予你生命的亲人离去却无能为力而更痛苦、更揪心的事了。 但我可以不留遗憾的是，我已尽力为老人安排了最好的医院、最好的医生和最好医疗条件。连医生都说：“老人走时很安祥，没有孤独、没有痛苦”，“老人家肝癌晚期，却没有疼痛，这真不知是几辈子积德才能修来的福份”。 我们虽然已经对母亲的病情结果有了充分地了解，也清楚与老人家分别的日子也是一天天地靠近，但从心底里还是不愿接受这个残酷的现实。 母亲走了，永远的走了。透过朦胧的泪水，我仿佛看见八岁的狗妮，倔强地沿着铁路流浪，为自己寻找生存的希望；我又仿佛看见，十二岁的赵孝珍身着宽大的军装，跟随部队南征北战，去迎接人民解放的曙光；我还仿佛看见，已经没有了病痛和孤独、年近八十岁的母亲赵秀珍，步履蹒跚但坚强地走向远方，越走越远，越走越远……。 妈妈：您一路走好！ 十、2012年4月18日――歌篇∶尘封已久的故事 在母亲患肝癌住院的最后那些日子里，我陪伴母亲时与她聊的最多的还是父亲。 父亲从1947年6月起，与母亲同在一个单位――华东野战军第八纵队卫生部野战医疗一所，也就是以后的第三野战军第26军。母亲讲，父亲时任野战医疗一所的政治协理员。他虽然只有初小文化，但当时在部队就算是个秀才了。但他们单位1947年还来了一个高中生，那可是在那个年代的“大知识分子”了。 母亲讲，这个高中生名子叫林风云，是山东维坊人。小伙子十八九岁，长得文静秀气。用现在的话讲，绝对是女兵们眼中的偶象了。 父亲也非常尊重这个高中生，经常抽时间与他交谈，其实也就是向他学习。小伙子多才多艺，这在多为农民子弟的部队中，那绝对是凤毛麟角了。母亲说，你爸爸的笔记本里，还有保存着林风云生当年亲手写的歌篇呢。 据母亲讲，后来华东野战军部分纵队按照上级部署外线出击到某地时，她们所在的部队路遇国民党军飞机轰炸，林风云不幸中弹牺牲。 母亲3月1日去世后，我在重新整理父亲遗物时，还真的发现了母亲所讲的歌篇。那是粘在父亲笔记本中歌篇，有两张。一张是民间名曲《二潭印月》，另一张是《五台山之夜》。细看两张泛黄的歌篇，字迹清秀，工整细致，图文并貌。一看就是出自有才气之人的手笔。 父亲在第一首《二潭印月》上用红色的笔写到：“恒久的纪念啊！”。在第二首歌篇《五台山之夜》的次页上写着：“14（应该是9）48。9。19於鲁省钜野县左店村抄於月下”；“林风云同志遗迹！”；“在匪机翼下倒在血泊里”。 见字如见人。面对这些已有64年的珍贵文物，不禁使我思绪万千。在那个年代，有多少年轻、优秀的生命在追求理想的道路上逝去了。他们那么年轻、那么优秀，使人顿足痛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