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血战神 第57章　自卫还击战（五）

这是进入越南的第三天，我们离开靠松山，继续向越南的高平前进。 中午时分，我与营里副教导员尾随连队前进，距离前面连队约数百米。当时他带着一个通讯员，我带一个卫生员。我们四人在一起走。 走着走着，途中遇一老头。通讯员持枪警戒，副教导员开始对老头搜身。结果搜出一个卡片，挺花哨的。判断是身份证之类的。副教导员觉得挺好看，就插入自己口袋。而那老头立即跪地苦苦哀求。副教导员理也不理，就向前走了。老头转过身又给我磕头哀求。我当时看着这越南老头的样子实在是心软了，就跑去找副教导员把那卡片拿过来还给了老头。老头跪在地上不停的给我磕头。看着老头的样子，我当时只想，无论什么战争，真正的老百姓都是可怜的。如果他年轻，或许会是越军和我们战斗。而他是个老头，做什么都已经是力不从心了。无论是对谁，他都只有被动的接受。如果他稍有反抗，或许被我军击毙也是很自然的事。 这就是战争。 走不远，遇到两个越南女人。模样一般，大约三十来岁。头戴斗笠，身着短衣长裙，典型的越南打扮。和过去电影中看到的越南人装束完全一样。手拿一捆青菜。见到我们还挥手致意，我们也乐呵呵的回手致意。我们当时也分不清她们是华侨还是越南当地人。不过有一点，我们是和平之师，正义之师，对方不反抗，不以我们为敌，我们当然也不会以武力处之。当时忽然产生一个想法：战区居然也有这景象，真是让人看不出已经是战争期间。 这也是我们进入越南后第一次这么近遇到越南普通百姓。 然而，再向高平挺进，情况又有所不同了。 在越南，我们通常不对无武器的人开枪。但越军以及特工队利用我们这些和平时期成长的战士的这一特点，利用我们战士和平、友好的心态，他们身着便装，呆在住家门口或公路边。当我们的战士看到他们时，以为是普通百姓，因而并不在意。而他们也是眯着眼，默默的看着我们部队从眼前经过。然而当我们部队走过时，他们会悄悄地从屋里或草堆中拿出冲锋枪突然向我们的战士射击。导致部队在进入越南初期有不少战士因此受伤。有一点可以肯定，这些人并不是越南老百姓，而是越军化装的军人或就是越军特工队。 当然，越南人也不全是听从越南政府的。我们搜山时，抓到一个十四五岁的小女孩。这小女孩不仅会说越南的“普通话”，也会说边境地区的地方话。而我们的翻译，多是战前被越南驱赶回国的华侨，他们会说越南的“普通话”，却听不懂边境地区的地方话。而那个小女孩，自愿给我们当翻译。通过她，加上翻译，我们就可以了解当地情况。 那个女孩很瘦小，也挺清秀，性格开朗，人很单纯。营部的人都很喜欢她。她也很听话。我们在那个地区执行清剿任务时，她一起跟着我们。当我们离开那个地区时，大家给了她一些罐头、压缩饼干，把在高平地区搜缴的越南钱给了她许多。但不知战争结束后她会怎么样，越南人是否会因为她为我们做事而为难她。不过也可能没有越南人知道她跟着我们为我们做事。 由于广西人和越南人长相有些近似，我们一时也难以分辨。后来掌握一条不太准的规律。凡是比广西人瘦、比广西人黄、比广西人矮的人，只要在越南境内，多半是越南人。这种区别，可能是由于地理、气候、经济条件以及人种因素所决定的。 总的看，越南北方的人长相都差不多，英俊之类的赞美词在这里好象不太用得上。由于越南经历多年战争，越军的女性比较多。我们抓到的俘虏中女性很多。这些俘虏被俘虏后都要送到师后勤去，由师里统一送回国内看押。结果，师医院的姑娘们总说我们：抓这么多俘虏，怎么没有漂亮的？ 越军由于受其当局的欺骗性宣传，对我军的俘虏政策不了解，有时也会有些“壮举”。记得有一次，围剿小股越军，当他们看到已经无法突围时，有三个越军，抱在一起用手榴弹爆炸来自尽了。当然，这样的情况很少，多数越南人在战斗中看到抵抗无望，跑不了的，都投降了。 在高平附近地区进行清剿时，有一次在搜山过程中，我们在一座小山这边打枪，搜山。然而，转到这个小山后，遇到一个农民在水稻田中拉牛犁地，当时没有枪声，完全是一副和平景象。战士把他抓来，通过翻译一问，原来他是华侨，只不过他已经是第三代华侨了。我们的战士一听他是华侨，态度立刻好起来了，总想和他交流一下。可他不懂中国话，但会写繁体中文。我找了张纸，在上面写“这里有越南军队没有？”他就在纸上写“人老不论我不知。”我又写“刚才被打伤的那人是什么人，跑到哪去了？”（抓他之前我打伤了一个在百米外换衣服的人，地上有血，但人跑了，很显然是受伤了）。他又写“人老不论我不知”。也不知他是只会这几个字还是真不知道，或者是不愿意说。 我们马上报告营里，抓了个华侨。营里一听抓了个华侨特别高兴，让立即送过去。我们马上派一个班送他到营部。谁知这小子一到营部，态度很横，“要杀要剐随便”（大意是这样）。气得营里的战士揍了他一顿，放他走了。 相比而言，我们对待越南俘虏比越南人对我们的被俘虏人员好多了。我们对俘虏的越军人员，都是有伤治伤，好吃好喝，完全按照政策执行。而越南人抓到我们的人，会使用各种方式侮辱、摧残。我们在战斗中遇到一件事：一个友邻炮兵的侦察班被越军俘虏后，全部用绳子捆绑起来，用棍子活活打死。据说某师医院被越军特工队袭击后，抓到女兵，带到河内，把她们头戴无沿帽，全身赤裸，脖子上挂着“中国侵略军”的牌子，五花大绑在河内游街（当然这只是听说）。 越南总体上经济发展水平很低，在那个年代生活水平更低。城市与乡村的差别可能主要在房子上。城市的房子如同我们平常见到的砖房。城市建筑密度很小，一个县城大约只比我国北方的镇子大不了多少，省会高平的建筑密度也不大。建筑物与建筑物之间距离比较远，也难以见到我们通常城市所见的宽阔的纵横交错的马路。而农村的房子多半是木楼。这种木楼上下两层。一层是牲畜用，牛、羊、鸡、鸭都在底下一层，土地很湿，遍布牲畜粪便。人通过外楼梯上二层，吃住都在二层。二层四面通风。从楼板缝可以看到下面的牲畜。通过四面半截围栏可以看到外面。这是属于“人畜同居”的居住方式。越南农民家中没有什么家具，就是毯子、毛衣、毛巾被。粮食都是未磨的谷子，藏在山洞里，据说这样好保存，不易变霉。因为越南太潮湿了。越南人少，农民居住的很分散，经常是一家与另一家相隔很远。可能因为在山区才这样。 越南人生活很简单，不象中国北方御寒东西和设备多。那里就是木楼、空空如也。但越南人的手表、手饰、摩托车、缝纫机挺多的。但总体给我们的感觉还是简陋。 可就是这样一个穷国，越南当局还要把他们的百姓逼到战争的路上，硬要让他们打一场不可能打赢的战争。 我们所在作战地区属越南高平省，这是越南北部地形最复杂的地区。属山地，且山陡林密。道路稀少，沟壑纵横。山也和广西的山差不多，平地里陡陡的起一座山，我们都管这种山叫“馒头”山。但也有大一点的山脉，山连着山，同样是山高林密。 快到越南高平前，师里通知，所有弹药全部发下去。各连组织一个排专门背弹药。我是副指导员，自然是这差事。而正是这差事，使我避免了一次可能的危险。 由于弹药重，所以全师三个步兵团都组织人在背弹药，结果我们这支背弹药的部队，比各自所在团的大部队走得慢，离大部队相隔约一两公里的距离。 那一天，从早上开始到晚上天黑，整整爬了一天的山，一共翻了四个山头，可结果在地图上一量，我们走了一天的路，图上直线距离仅两公里。 在翻山过程中，三个团的人员混在一起，完全没有建制，不过都是这帮背弹药的。谁有劲谁就走在前面，走累了就靠在路边休息。后面的人超过他，继续前进。一会这人又超过那人。 累归累，没时间做饭，都是吃压缩饼干，吃罐头。天热，一身汗，红绕肉罐头是没人吃的，都给抬担架的民工了。我们只吃青豆、菠萝、白菜的罐头。还有压缩饼干。其实压缩饼干只是相当于四两或半斤饭的营养，并不是相当于半斤饭，并不是象小时听说的那样，吃的时候不觉得，吃完后一喝水就会胀得要命。不过武汉军区的压缩饼干油性小，吃在嘴里感觉太干，不象广州军区生产的压缩饼干里面好象有可可、有一小点奶油味，所以感觉广州军区的好吃些。 一路上，大家聊天，吹牛，开玩笑。也不寂寞，也不觉得累。偶尔会有人高歌一曲，看情景完全不象在作战区域。 没打过仗时，总以为作战全过程中都很紧张，好象随时都会有敌人，随时都要投入战斗。其实不然。在整个作战区域内，当有敌情时，也就是那一阵。敌人也有布防的，所以并不是说在整个作战区域都有敌人。所以，在没有敌情的时候，或者在敌人未布防的区域，部队并不是随时处于紧急状态的。 入夜，我们在另一个团的阵地上睡了一觉，也就是这一觉，使我们与大部队的距离拉大到了几公里。也正是这一觉，使我们避免了一场被动的遭敌伏击。 第二天，继续行军。 中午，我们在公路边做饭。说是做饭，其实就是拿装压缩饼干的饼干筒，放上从越南缴获的“上海大米”，加上水，去村中菜地拔几把蒜苗放进去，没有盐味。半干的稀饭。野外做的饭，虽说少盐少油，但在累的时候吃，还觉得挺香的。 正在做饭时，我看到大约一个连的我军过来了，领头的干部骑着一辆自行车，这是中国援助越南的小26的彩车，而那时国内只有黑绿两种颜色（好东西都给越南了）。我一看，这个干部是我父亲一个老战友的儿子，在我们师另一团当连长。我问他干什么？他说“带路，今天我们连是尖兵连。”我们相互问候一下就过去了。 下午，我们走到一条大公路上，与团部会合了。当时我和三连的在一起，那是我当兵所在的连队，在那个连我呆了八年。正和他们说着话，远处大约两三公里多地方响起密集的枪声，只见火光不停的闪动，并伴有爆炸声。三连有的战士还说“哟，XXX团打的还不错嘛”。但我们当时并不知道，那里其实是我们营长带队遭到了敌人伏击。由于当时高平周围都是我军在与越军发生小的战斗，到处都在响枪，同时由于营长他们受敌伏击时通讯员牺牲了，没有及时发出情报，所以我们并没有意识到营长和营部本队正在拼死战斗。 下午五点多，我们到达高平城郊。当时我在路边休息，有个战士来叫我，我一看，这个战士我并不认识，正诧异间，他说“首长，我们连长叫你。”我一看，中午看到的那个连长趴在一个担架上，正冲我招手。原来他负伤了。 我赶紧过去看，他是被一颗子弹从背上平穿过去，帽子被打了一个洞。原来，他们向高平开进途中路过一个山涧时，由于有越军阻击，他先是命令机枪兵架起机构掩护。由于机枪兵趴的太高了，他过去叫机枪兵趴低一点。他一看机枪兵没反应，就上去向下按那个机枪兵。就在这时，越军连续射击，一枪把他的帽子打了一个洞，另一枪从他背上平穿过去，成了重伤。 我给了他一些压缩饼干和罐头。看着他被抬上卡车送往国内医院（后据他说，当时问他上哪？有广州，有成都。他说广州没去过，这样就上广州治伤去了）。他后来调到成都军区，在一个分区当副司令。 晚上，我们接到命令，部队要过江（我们团死了十二个干部，有八个是这一晚过江时死的）。 这是高平城外的一条江，江宽约六七十米，水深不一，浅的地方只及大腿。但水流比较急。越南人时不时向我们射击。七连连长派一个班长（郑州兵）先带着绳子游泳过江，拴好绳子后，部队拉着绳子过江。 当晚团部过江时，越南人一打枪，有几个干部心一慌，脚下一滑，被水冲走，由于不会游泳，再没有找到。后来我们分析是溺水牺牲了。 过江后，跟着部队上一座山。那山差不多和南京的紫金山一样，挺大挺高的。由于不知敌情，只是听说守备高平的越军一个师已经分散上山了。 那晚很黑，上山途中，有人短时间打开手电筒照路。马上边上有人轻声抱怨道“关了，不想活了”！打电筒的答到“怕什么，谁知越军在哪？”开始想着确实担心，因为这样是极不符合军事要求的，越军可以轻而易举的知道我们的位置并向我们射击。但后来看到没什么事，也就不再担心了。 当我们爬到山顶后，竟发现我们七连一个战士，带着伤一个人爬到这座山上的最高山峰上。在我们上去之前，那里根本没有我们的部队。也不知他怎么想起就爬到那么高的山顶上，还是个伤员。我们赶快把他送到七连去，由七连把他送到团里卫生队。 当晚趣事：我们团当晚全部过江后，团长命令报道组一个战士去一营。他进入越南后一起负责报道、照相、联络等工作。他是76年入伍的郑州兵。他接到命令后就去找一营。走着走着，就听前面一声喝“口令”！他一急，忘记当晚口令了。只听前面“哗啦”一声，子弹上膛了。他一急，高喊“别开枪，大胡拉煤勒！”这时就听前面有人命令“别开枪，我们团的人。” 注：我团驻在河南时，营房门前有一条公路，那条路通河南鹤壁煤矿。每天路上都有老乡牵着小毛驴，拉着架子车去鹤壁煤矿拉煤的。他们去时是空车，就让毛驴架着车，人就睡在车上，盖着被子睡觉。回来时车上装了煤，人就驾着车，让毛驴在前面拉。他们拉煤的人在路上见面总是有一句问候语：“抓嘞？”（把“作啥类”连起来发音就成了“抓嘞”），那边通常会回答“大胡拉煤嘞！”因为鹤壁市的前身是大胡村，因建设了一座水采矿而改为鹤壁市。但当地老乡仍把鹤壁称为大胡。由于我们团的战士经常听到这句话，也喜欢学说这句河南话。所以凡是知道这句河南话的，必是我团之人。也正因为这句河南话，使他免受误伤。 进入越南几天后，我们到达了高平。到达高平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了，我在公路边先是遇到父亲老战友的儿子，就是那个负伤的连长。把他送走后，不一会就遇到一排长带着一班来了。一排长见到我就哭，说“连长牺牲了，连队被打散了，其他情况不清楚。”我当时问他是怎么回事。因为以我的常识，要把一个连打散，对方最起码应该是一个加强连以上的兵力。他只说是连队遭到越军伏击。连长当场受伤，不知死活。 天快黑时，我见到团政委，只告诉我说我们营当天在三四个地方与越军遭遇，损失比较大。同时命令我们抓紧收拢人员，第二天去清理战场。 当时，一营连夜就下山了。只见山下火光冲天，我那时已经能体会到那种愤怒的感觉了。 第二天中午，我们下山去寻找战友、清理战场。 在高平附近一个小地方（考虑到多种原因，地名不说了），那是越军一个导弹仓库附近，一营的已经把战友们的遗体集中在一起了，在该处一共集中了58具遗体。其他地方还有。 高平地处山区，是越南地形最复杂的一个地区，也是整个对越作战地形最复杂的。越南南方基本是平原，而越南北部是山区，越是靠近中越边境，地形越复杂，尤以高平为最。 越军在高平地区，原有一个师的兵力，还有特工队及民兵。我军开始进攻后，越军除了在部分地区集中抵抗外，一些部队、民兵都划整为零了，因而给我们造成了很大的困难。由于高平地区山高林密，沟壑纵横，地形复杂，特别适合山地游击战，因而越军也企图依托复杂地形与我军对抗。 前面讲的58具遗体，是我们营长带队被伏击后牺牲的部分战友。 根据幸存者介绍，情况是这样的： 当天，我们营随全团进入高平地区后，以连为单位开始寻找越军作战。当时，七、八连各向一个地区前进，营长带着九连的二个排（有一个排当时和我在一起）、机枪连和炮连未配属下去的各一个排，从山上下来，向高平市区进发。山下有一条柏油公路直通高平市区，但也可以走水稻田间小路。当时团特务连的侦察兵跟着营长，侦察兵建议：营长，走小路吧，走大路老远就会被越南人发现。营长觉得侦察兵建议不错，就命令走田间小路。 当时，部队进入越南已经好几天了，虽有过战斗，但都规模不大，且我军处于绝对的强势，因而在战士中也产生了轻敌和麻痹思想。部队下山时，行军建制有些乱，加上路线是选择在水稻田中沿田埂走。因此，在行军队列中，有的机枪枪身和枪架不在一起（因为各是一个人负责扛），炮管和炮弹不在一起。有些战士一边肩膀是枪，一边肩膀是甘蔗，放松了警惕。 哪知，营长带的这队人误走进了越军一个导弹仓库防御阵地。该仓库放的都是“冰雹式火箭弹”，营长他们不知不觉中进入了越军这个仓库的防御阵地。这个仓库地势比稻田略高，面积不是太大，但种了许多竹子，竹子中有几间平房。居于这个小高地，可以俯视前面的稻田。 营长当时手下虽说有九连两个排，但一个班是尖兵，后面是两个班，还有一个排被九连司务长留在后尾掩护他们做饭了。因而此时此刻营长身边实际上仅有两个步兵班。 就在部队走到在距越军阵地几十米时，越军突然开火了。我的战友瞬间就倒下一片。 听幸存的战友讲，在敌人射击的瞬间，九连连长被击中，嘴里刚说“营长，我负伤了”。话刚完，就被后来的子弹击中牺牲了。 当时，部队一下被压制在水稻田里。根本无法还击。田埂很低，在平时训练时是根本不起眼的遮蔽物，但在那时也是自我保护的唯一遮蔽物了。 敌人猖獗的叫喊着，射击着，你抬头还击，几挺重机枪向你射击；你不动，敌人用手榴弹扔你，用60炮轰你。可怜我们的战友，在毫无防备的情况，遭敌人伏击，而且根本无法有效反击。 当时，担任尖兵的那个班，有个战士其实已经发现在竹林中有人，就把机枪架好了。但枪响后，这个班被九连副连长调走了。这是唯一的机会，也是全歼敌人转危为安立功的唯一机会。但这一切都不存在了，由于这个副连长而丧失了（这个副连长战后被记大过，处理复员）。正是由于这个副连长的错误，营长带的人在瞬间伤亡一百零八人。 枪响时，看着周围的战士倒下一片，营长命令一个战士，冲过前面一片开阔地，去找尖兵班回来。这个战士刚跑出去十多米，就倒下了。营长命令第二个战士出发，十多米外，第二个战士又倒下了。紧接是第三个、第四个战士都相聚倒在敌人的弹雨下。营长这时命令一个广东兵继续设法冲出去。广东兵说“如果能冲出去，我肯定去，但现在是根本冲不出去。”营长考虑了一下，觉得这个战士说的没错，也就没让这个战士再冲。也因此，这个战士活着回来了。许多情况也是他告诉我的。 当我们清理战场时，看着这些战士。牺牲的很壮烈，也很惨： 三炮连连长，牺牲时身边还放着一具82无座力炮，据其他战友讲，敌人枪一响，三炮连连长马上从身边战士手中拿过炮，采用肩炮射击，射出了反击的第一发炮弹，但紧接着敌人的子弹就击中了他。他后来被广州军区追认为战斗英雄。 有的战士，牺牲时手里还握着没有投出去的手榴弹； 有的战士，牺牲时还握着枪面向敌方； 机枪连一个战士，子弹是从后面打进去的（估计是敌人第一次射击时牺牲的，因为当时部队在行军），腰带后面密集着四个弹孔相距不到五公分，前面肚子已经完全爆开了。以我的经验，这样密集的弹着点，只有在有稳固工事，很从容的情况下认真操枪才可能做到的。可想而知，敌人依据仓库阵地居高临下，对我们的战士射击时的那种势态。炮连的一个排长，眉心被一颗子弹击中，后半个头盖骨已经没有了，身旁还有一具82无座力炮。牺牲的战士，都是死在水稻田里，浑身是泥，表情各异。有的手里还拿着枪，有些身边还放着82炮身，有的手握炮弹，很明显，这些战士都是在英勇反击时牺牲的。这些基本上都是农村来的战士，文化不高，朴实无华，平时半不显眼，但在那种突然的情况下，他们表现出了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那种大无畏的英雄气概。 炮连一个战士，临牺牲前，用钢笔在手掌上写下“我要入党”四个字。完全能够想象到，这个战士写这几个字时，正处在敌人的火力之下，并且他已经负了重伤，已经感觉到自己要牺牲。这个事迹后来上了军报头版。这是一个真实的事件。 由于越南天气热，一些遗体已经开始发胀了。看着战友牺牲的样子，原先那种和平时期的情绪瞬间变成了仇恨和愤怒。 当天我们连的情况是： 当连队在搜山结束后，连长（1969年兵，云南人，40火箭筒排长提起来的）召集连队讲话，准备向下一地区开进。准备出发的话音刚落，越军的子弹就打来了。连长当即受伤，左侧髋关节粉碎性骨折。当时连长派出的侧方尖兵七班，此时正在左侧山上，当敌人射击时，七班长还以为是自己人，还挥手喊到“别打，是自己人”！但瞬间就负伤了。部队马上开始反击。七班长的左小臂被几发子弹擦过，小臂内侧肌肉全部被打掉。伤好后仅有一层皮肤包裹着骨头。后来他夏天都穿着长袖衬衣。因为左小臂内侧就是一层皮包着骨头。皮肤颜色已经成了暗红色，看上去很难看。 连长负伤时，四排长（我76年接的郑州兵）带人把连长抢救出来，连长嘴里不停的喊着老婆的名字。因为我们连长是回云南结婚，刚刚新婚第八天就被一封电报追回来上了前线。而进越南才几天，他就负伤了。后来被评为三等甲级残废军人。 当时，副连长（炊事班长提起来的）带着尖兵班，不知去向。为此，回国后，我在连队开会时质问他当时在干什么？他说他带人掩护连队转移。我当即怒斥“你8个人，8支冲锋枪，你不和连队在一起，跑一个相反方向，你掩护谁？”说的他哑口无言。 事后副连长说，越军工事修得很好，山坡上看着什么也没有，一拉，一扇小门开了，钻出几个人，一拉，门关上，山坡上什么也看不出来了。我又气得质问“发现情况，为什么你不带人封锁那洞口？”他仍然无语。 那一天，我们连阵亡7人，失踪2人，受伤十多人。而最惨的还是营长带的那部分人。 这是我们进入越南后最惨重的一次损失。 其实，在整个对越作战的一个月时间里，全师阵亡人数中，我们一个团占了二分之一多，全团阵亡人数中，我们一个营占了三分之二，全团阵亡的干部中，我们一个营占了三分之二。我们营是全师进入越南后打仗最多，成果最大的，但也是损失最大的。 那一天，部队到达高平后，我们师以及友邻其他部队也都遇到类似情况。 战后，面对军里来的调查组，关于营长未能组织反击的问题，我当时说道“这是小部队近距离遭伏击，不是大部队遭伏击。小部队遭伏击，地域有限，情况紧急，部队直接受到攻击。组织反击谈何容易。”但这种辩解并未能为营长他们争取到什么，也或许是因为我的辩解已经为他们争取了一些理解。 清理战场过程中，中午要吃饭了，战士们打开罐头开始吃。在我们身边，是战友们几十具遗体。不知当时是什么原因，没有感觉到悲伤，只感觉到愤怒。没有感觉到恶心，只为战友可惜。他们才进入越南没几天，就牺牲了。 为了核实情况，我们需要核对烈士的姓名。就检查领章背面、腰带内侧，看有没有姓名。可许多战士都没有填写。所以我们只好凭记忆核实。但有些烈士因为是负伤后牺牲，在剧烈的疼痛中牺牲，人已经变得不太容易辩认了。好在各个连都有人，所以最终还是全部核实完了。 在这一天中，我们营的七连指导员、司务长；九连连长、九连二排长、三排长；三机连一排长；三炮连连长和指导员、三炮连二排长；七连的、八连的、九连的、机枪连和炮连的，近百个战士，牺牲了。他们是烈士，也是英雄。他们和以往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印边界反击战等战争中的英雄一样，是真实的英雄，是当之无愧的英雄。 在高平的这一天，到处都可以看到越军的尸体，在越南二月份的天气里，两天暴晒，尸体就会发胀，鼓鼓的。被流弹打死的水牛，几乎半个身子都被蛆吃没有了。一眼望去，死去的牛被蛆吃掉半个牛身，创面布满的是蠕动的蛆，不仅看着恶心，而且臭气熏天。那种臭味是无法形容的。我们路过时，都要用帽子捂住嘴，从上风处至少两三米的地方绕过去，否则几乎要窒息。 在高平地区到处都可以看到越军丢弃的武器装备。苏制的冲锋枪、重机枪、高射机枪、火箭筒，烧焦的卡车、火炮，丢弃的背囊，等等。 这一切，使我们仿佛看到了一幅我军勇敢作战的壮烈场面，看到越军丢盔弃甲仓惶逃窜的景象。 也正是这一天，使我们这些在和平时期成长起来的军人，从对战争的迷茫、困惑中走出来，走向思想、意识、情绪以及军事素质上的成熟。在对越军作战的战法方面，也从未知、预知走向已知、确知、成熟。我感觉，从这一天起，我们已经进入一个主动把握战场态势的阶段。 根据前指的命令，我们占领了高平省会，并且基本控制了高平地区。与其他方向相比，高平地区是整个对越作战中地形最复杂，战斗最多、最零散，部队伤亡最大的地区。但我们这时已经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 忘记这是几号了，大概是进入高平地区的第三、四天吧。我们的任务是在高平市区清剿越军，同时检查有关建筑物，包括银行、商店、机关。相比而言，这几天是比较轻松的。 越南的天气温差很大。白天中午时热的衬衣都被汗湿透了，夜晚却冷得够呛。连队的号兵、卫生员、通讯员等个子小，找件女人的花毛衣就穿上了。我们穿不上，只好找床毯子披着。就这样，晚上还是挺冷的。 部队进入越南已经很多天了。着装也起了变化： 我们的雨衣太长，许多人捡了越军的短雨衣就穿上了，并且把雨衣反着穿，黑胶面朝外。由于是短款，穿着也挺好看的。结果连队行进时，远远看去，有穿雨衣的，有不穿雨衣的。雨衣有长有短，有绿有黑，有点乱七八糟的感觉。 连队小战士们衣领处都露着越南姑娘穿的花毛衣（越南这地方毛衣特别多，也特别适用）。 进入越南后，部队经历渡江、淋雨，衣服已经脏的不成样子了，可根本没时间洗换，其实也没有可洗换的。也没时间洗脸，脸上汗水、灰尘、甘蔗水混成一片，还带点粘性，粘着灰，结果是：人，一个个基本花脸；衣服，一个个脏兮兮的。 我捡了两个地瓜式手榴弹，苏式的。就是那种椭圆形，外面刻有一块一块沟槽的。挂在腰间。右边是手枪，左边是弹盒，中间是两个地瓜手榴弹，身披伪装网（后来越军专打披伪装网的，就不要了），感觉挺神气的。 一天中午，战士叫我吃饭，我一吃，感觉味不对。问：什么油炒得菜？战士说是饼干筒里的油。我一看，整整一饼干筒的牛油。看来牛油抹面包不错，用它炒菜确实不好吃。当时想，要是在国内，有这一饼干筒牛油，那是什么感觉啊！ 在这几天，也有机会了解了一下越南的城市情况： 越南原为法国殖民地，许多建筑物都是法式的。突出的特点是外墙都是彩色的。而那时国内建筑多半是水泥色，一色的灰。越南人少，建筑物相对也比较分散，房子与房子相距较远，周围植被较好。道路不多，柏油路还不错。多数路有点象我们的郊区柏油路。就是没有快慢车道，只有一条中间分道线，路两边没有什么非机动车道和人行道，全是土。也见不到那种宽阔的纵横交错的马路（也可能我们没有去市中心区域）。 我们连有一天住在一栋建筑物中，这里原来可能是个文艺团体单位。里面有各种演出服、高跟鞋。那时国内女士好象还没有高跟鞋呢。 越南手表中坤表很多，最小的直径大约只有12毫米。说不上好看，但比较新奇。因为那时国内也没有这种小坤表。 越南的自行车基本上是永久和飞鸽的，而且都是彩车。想想国内还都是黑或绿的。而当时我们出口越南的就已经都是彩车了。不知那时国家是怎么想的，出口的东西很漂亮，卖给国人的就难看的要命。 越南军队的服装和我们的差不多，可能也是中国援助的。针线包、急救包、缝纫机，许多轻工业品多半是中国上海生产的。大米袋上明显的标明“中国上海”、“中国大米”。进入越南后，我们一直都是吃着缴获的“中国上海”大米。 和平时期久了，战士的心态也是和平的。路上遇到商店，如果门是上锁了，战士就不进了，扒着门缝看一眼，走开了。如果门是开的，就会进去翻一翻。 有一天，来到一个可能是卖拖拉机的商店，整齐的小型拖拉机排列在院子里。一个战士拿着枪托，挨个砸拖拉机的玻璃。一边砸一边骂越南人背信弃义。我赶紧制止，因为这些东西都要拉回国内的。那几天，许多东西都拉回国了。有自行车、拖拉机，还有其他的东西。说起来这都是中国人给越南人的，拉回来也是应该的。 在高平的时候，有一天，营里来命令，让我们连防守一座大铁桥。据团里交待，这座铁桥是从山区回高平唯一的过河桥梁，如果被越军破坏，友邻部队几个师的重装备将无法回撤。 不敢去设想团里是不是故意这样说以便引起我的重视。只能从最坏的可能去考虑了。由于进越南没几天连长就负伤回国了，而其余的连队干部中，副连长是炊事班出来的，个人军事技术一般，指挥能力弱。指导员是64年的兵，虽是老兵了，但是宣传队出来的，搞个连队演唱组还不错，论指挥不行。只有我这个副指导员起码是步兵班排出来的，并且在师集训队和团训练队当过教员。军事上的担子自然就落在我身上了。当初提副指导员时，团里就有不同意见，团长参谋长认为我应该当副连长，而政委和副政委认为我应该是副指导员。后来还是政治处主任说了一句“他好象愿意当政工干部”，这句话让我成了政治干部。其实我那时是认为军事干部到地方没事干，不象政治工作，到哪个单位都有这样一摊事，实际是为将来转业做准备。去连队任职时，团政委亲自交待“你们连指导员是有名的周迷糊，你要把好关。别什么都听他的。”在这种情况下，我自然要担此责任了。 由于我们奉命防守的大铁桥周边地形复杂，河宽约六七十米，两岸茅草密而且高，越军可以在夜晚以多种方式靠近大桥。 为此，我组织了两个排分别守在桥两头。由于桥梁距水面较高，约有六七米。所以我安排步兵排做好标定射击范围（这个标定射击在平时只是训练内容，但从没有训练过更没有实践过，有些战士可能还不知是怎么回事呢）。说到标定射击，简单讲，就是白天将枪对准目标瞄准好，固定好，晚上直接射击。为了确实有把握，我让两个排在白天时就对标定的射击区域进行了实弹射击，以增强把握性。 我安排好联络暗号，安排好手榴弹投掷区。然后带着三个排长，研究各种情况下处置办法，包括：敌人从水面上来怎么办？从两岩陆上来怎么办？。因为这也是进入越南后我感觉责任最重大的一次。生怕因为我的原因导致大部队撤不回来。 即使这样，也还是一晚没敢睡觉，只是静静躺着，怕睡着了，安排队部战士轮流值班听着外面的动静。还好，一夜无事。 接受守桥任务的第三天，我们要撤了，团里派来工兵将这座铁桥全部炸毁了。炸桥时是每根支架上都绑上了炸药，然后同时起爆。 与在越南的整个作战期间相比，在高平的几天里算是相对平静的。 整个对越作战中，我军参战的女军人并不少，但真正出境到越南作战的，并不多见。云南方向的情况不太清楚。在广西方向，由于其他方向上作战地点距国境线很近，有的只有几公里，远的也不到二十公里，只有我们在高平方向，作战区域距国境线有一百多公里。因而，好象也只有我们这个方向有女兵出境作战。 在陆军师，那时只有师电影队、师医院有女兵，其他单位是绝对没有女兵的。由于1976年底来了许多女兵，师医院放不下，所以每个团的卫生队增加了一个女兵班。即1977、1978两年中，团里开始有女兵。 从我们团的情况看，自从团卫生队来了个女兵班，卫生队的菜地评比终于榜上有名了。过去没有女兵时，团里评比时，他们从来都是最末一个。为此，女兵们抽回师医院时，团卫生队长直觉得惋惜。 可能是考虑到女兵在团里太危险，所以战前各团的女兵班都收回师医院了。 我原本就和师医院的几个女兵有些熟，一是因为1978年为参加军里比武，师里组织了一个女兵班射击队，参加军里的射击和五公里越野比赛。这个女兵班就在我们团训练队代训，那时我在训练队当教员，因而大家一起相处了半年多。二是因为我那时经常去师部边上的一个团找一起当兵的同学玩（这个同学现在在美国定居了），时不时去师医院看看（我父亲老战友的女儿在那当医生，我们经常去混个病假条之类的东西）。 刚到广西前线还未出境时，师医院给女兵发枪，谁都不想要，都嫌枪太重，想要手枪。因为当时发的都是冲锋枪。这点其实比班排战士强多了，战士们还是半自动呢。 部队进入高平地区后，牺牲的第一个女兵是师电影队的，叫郭蓉蓉。是一个著名作曲家的妹妹。当时，她从山东当兵，几年后，部队准备让她复员。但由于手续不全，地方上不承认她这些年是当兵了。为此，考虑到她的表现不错，部队干脆就把她提干了，安排在电影队，后来在电影队当队长。 她当时的任务是在收容队参加收容，收容队长是我们九连副指导员临时调去的。她们每天的任务就是负责用卡车把伤员和烈士的遗体拉回国。客观上，每天她们都奔波在战场与后方之间的公路上，而每天她们都要面临越军在沿线公路上的阻击和冷枪冷炮，危险一点不比连排战士少。 有一天傍晚，她们从国内空车回来，途中遇到越军阻击，当时她在后车厢中，一颗子弹打在颈动脉上，当时就牺牲了。同车的另一个姓赵的女兵，当时只有十七岁，也被这突然的情况惊愣了，由于黑夜看不清，她还上去抱着她，寻找伤口，想为她包扎。前面驾驶室里，司机的腿被打断了。副驾驶座上的九连副指导员赶紧下车，把后车厢的小赵抱下来（天黑，她个子小，怕她摔了），然后九连副指导员背着司机，小赵拿着手枪警戒，他们迅速隐蔽到路边的山上。这时，越军下来包围了汽车，看到车上没人，就把车点着了，而郭蓉蓉的遗体，当时还在车上。第二天，九连副指导员又去那里把郭蓉蓉的遗体烧完，把骨灰带回来了。这是我们师唯一牺牲且遗体未能运回国的女兵。 部队进入高平地区后，我们师，友邻部队的几个师，都过江进入山区寻找越军作战了。而在高平市区，只有三个军部，加上我们师医院。好象还有友邻的一个师医院。 那段时间，把师医院及女兵们紧张坏了。由于作战部队都不在市区，师医院的防卫全靠他们自己。 当时，师医院把警卫排放在最外层担任警戒，依次向里担任警戒的是：民工、男医生、女医生，整整四层警戒线，几乎二分之一的人都担任着警戒任务，在防卫圈最里面的才是伤员。 在高平的几天里，越军特工队几乎天天晚上都想偷袭师医院。不仅没有成功，反而被师医院抓了好几名俘虏。我们的女兵，是勇敢的女兵。 相比而言，有个友邻部队的师医院就不太顺利。据说越军偷袭了某师医院，据说还有被俘的。越南人对我们的被俘人员的暴行，绝不是一句“惨无人道”就能解释的。 在越南的日子里，女兵们和我们一样，上山，过江、渡河，没时间洗澡，可能脸也不天天洗了。一切从战争需要出发。 在战场上，她们需要比男人更多的勇气。因为我们是战斗部队，我们人多士众，我们武器装备齐全。我们是强者，我们是在主动寻找越军作战，我们是当时战场上的主动者。而她们是后勤，没有多少武器装备，没有多少部队担任护卫，她们是军队体系中的弱点，也是敌人攻击的重点目标之一。 我似乎能想象到，她们心中那份掩藏的胆怯，因为她们是女人。我能感觉到，面对战争，她们表现出的那种勇气，因为她们是军人。 所以，尽管大家都是在越南作战，但作为军人，我仍要说，向年轻的女兵致敬！ 在战场上，女兵也表现出惊人的胆量和从容。 每当我们在行军中相遇时，她们总是嘻嘻哈哈。我们抓了俘虏送到师医院，她们要检查俘虏伤势，并安排人员押送回国。她们总是争着去看看我们抓的女俘。过后还埋怨我们“抓了这么多，怎么就没有漂亮的？” 如果有几天没相遇，总会向部队打听。她们遇到我们团的，总要问我怎么样了，有营里的伤员到了师医院，她们总要打听我怎么样了。 听说师医院翻车了，我也要托人打听某某某、某某某在不在车上，有没有事。 在战场上，彼此之间比平时更增添了关心。 由于在越南时我们不经常在一起，我们每天都要四处出击，寻找越军作战。所以对女兵的生活了解并不多。但我知道： 这就是战场女兵，她们同样是军中英雄。 PS：今天传了两万一千字。看在这么辛苦的份上，投几张票支持下呗。